先民对四时节律的把握孕育了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月令文化。深邃的哲思、别样的体例、极强的工具性推动月令在秦汉时期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学界从不同方面对月令问题进行了持续而热烈的探讨，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对月令渊源流变的分类辨析，不仅廓清了月令演进问题，也有力推动了月令思想内涵的发掘；对月令与秦汉政治的关系，也从行政、礼制、法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围绕《四民月令》的考察则揭示了月令的民间存续与历史转变；相关出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秦汉月令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为相关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也昭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学界对秦汉月令的研究，既存在着共鸣，也不乏异议。
一、 月令渊源流变的考察
月令的源起流变、成熟完善和经学跃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关乎全局，备受前贤时哲的重视。自汉至清，学者常以经学视角考镜月令的渊源流变，虽用力甚深，然受材料、视角、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观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学界为此将月令流变解作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辨析，以期打破僵局。
第一，在月令源起问题上，学界注意到月令意识与月令文本的差别，并强调月令意识的出现要早于文字文本。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都认为殷人对四方和四方风的记录，反映了月令观念萌芽很早。法国学者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提到“季节主义”,认为月令渊源古老，其成熟文本《月令》在秦代才出现。这种将观念意识和文字文本加以区分的方式，能帮助人们更加合理地把握月令的渊流问题。
第二，月令的流变定型，是一个层累的过程，这一点已属学界共识，但对具体过程尚有分歧。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容肇祖、胡适等人就曾对此进行辩争，杨宽《月令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从土地制度、官职设置、历法变迁、阴阳五行等方面对历史上的观点详加勘察，提出《月令》“出于晋太史之学，经春秋、战国陆续补订而成”。这种考校文本异同以辨析月令源流的思路沿用不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宗迪《古代月令文献的源流》(《节日研究》第2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都依此作了研究。然而，先秦文本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学者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很容易导致治丝益棼的局面。
随着史学的新发展、出土资料的涌现和学科交叉的强化，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其一，从学派角度梳理月令流变，白奚对此用力很深，他从黄老道家阴阳思想入手，发掘月令由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而至《吕氏春秋》的渐趋成熟过程，陆续发表《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文史哲》2021年第2期)等文章。其二，从地域角度考察月令由差异多样走向统一规范，如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提出先秦存在齐、楚、秦三种月令。乐爱国《〈管子〉与〈礼记·月令〉科学思想之比较》(《管子学刊》2005年第2期)关注到《月令》与齐地学术的密切关系。而薛梦潇《“五音”配置与齐、楚月令源流》(《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认为《管子》反映了齐月令，楚帛书反映了楚月令，《吕纪》继承发展了《管子》齐月令。其三，从五行角度考察月令流变渐受重视。日本学者岛邦男《五行思想と礼记月令の研究》(汲古书院，1971年)、马涛《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刘爱敏《从五行历到四时历——三十时的形成、发展和消亡》(《文史哲》2021年第5期)从灾异、历数等角度，讨论了五行与月令的结合。研究视角渐趋多元，对于助推月令流变过程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对于《月令》何时被辑入《礼记》,实现地位的跃变，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根据《汉书·韦玄成传》等资料，推定约为元帝永光五年。王锷对于《礼记》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戴圣生平和〈礼记〉的编选》(《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春之卷)中对戴圣生平进行大体推定，进而提出《礼记》成书时间约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以后，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以前的三十年中”。此后，他出版专著《〈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辟专章总结考辨东汉以来学者关于《礼记》成书的观点，再次重申《礼记》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在汉元帝时期”(第324页)。其说资料详备，论述合理，可供借鉴。
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这种分进合击式的研究方法，为综合考察月令渊源流变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21世纪后，林甸甸《先秦月令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区分了思想内容和文本结构，认为“《四方风》、《尧典》展现了月令的观念渊源，《周礼》、《十二月神图》则印证了月令的制度基础，《夏小正》是为月令的原始雏形，《礼记·月令》则为其成熟形态”。这种思考方式颇为新颖。霍耀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月令思辨与图式建构》(《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则从周秦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角度出发，讨论了诸子对月令体例结构、理论内涵、叙事逻辑和社会应用的完善。而张小稳《月令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从月令流变说的时代差异性入手，辨析成书过程，追索文献源头，兼论诸种月令文本的关系，可以说是近年综合考辨月令源流最为系统的一篇专文。
总之，月令的源起流变问题因关涉全局，自古至今就是学者谈论的重点。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考据内容，辨析异同，是早期研究的主要方式，虽成就斐然，为后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因理解的不同而纷争频现，久积之下，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之治丝益棼，莫衷一是。近年来学界尝试从不同方面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而权威的结论，但观点共性渐强，这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利基础，也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
二、 月令思想内涵的挖掘
月令以四时为总纲，十二月为细目，融汇阴阳五行理论，以时匹配天文物候、国家行政、社会生产等事项，以规范的结构、深邃的理论和严密的逻辑，构建了一个遵循阴阳消长，契合五行变化，表现为四时十二月的节律网络，自然、国家和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这其中无疑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学界对此主要从政治指导、天人关系、生态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第一，对于月令的政治指导功能，自秦汉以来就为学者所强调。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从月令体例结构、内容构成、实用价值等多方面，加以挖掘和重申。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许迪《论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嬗变——以〈礼记·月令〉为中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认为月令为天子以时序政提供了自然依据，并赋予其神秘色彩和威严气氛。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认为《月令》“建构了自然的运转与政治的运转相统一，自然的法则与政治法则相契合的行为系统，实现了从生存的农时向文化的政时的转变”。王光华、李秀茹《月令禁忌视域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运行机理管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结合社会变迁，以禁忌为视角，分析了它对现实政治的约束力。
第二，月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天人关系，学界从特征、含义、功能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陈业新对此有一系列研究成果，他的《儒家生态意识特征论略》(《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认为月令天人观具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特征，强调的是人应当总结并合理运用自然规律。薛富兴《〈月令〉:农耕民族的人生模型》(《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和杨雅丽《“月令”语义文化溯源——〈礼记·月令〉解读》(《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提出月令天人关系的立足点乃是天子，这种剖析颇具新意。徐朝旭《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科学出版社，2010年)较为系统地概述了月令中天文与人文、天时与人时、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统一，提出月令完善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学界研究突显了月令天人关系的独特性，它既包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也带有天子合一于天的一面，这值得学界继续用力。
第三，对于月令中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学界关注。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显现的当下，其价值愈发突显。郭文韬先后发表了《〈月令〉中的传统农业哲学略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和《〈月令〉中的生态农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认为月令吸收了三才论、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统筹天地万物，赋予了传统农学以生态意义。庞朴《庞朴文集》第一卷《六家浅说》(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虽然批评月令附会有诸多虚幻的理论，结构过于机械，但对月令中的天人整体观表示了充分肯定。徐长波《〈礼记·月令〉生态哲学思想探析》(《中州学刊》2014年第9期)指出月令具有整体性思维，并深入阐发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而从国家治理角度，实证月令生态保护的研究也在深化，刘希庆《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看西汉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律璞《汉代的生态保护意识及其法律实现》(《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通过分析出土资料，提出月令生态保护理念曾深刻影响了秦汉政府的施政实践。
总之，学界对月令思想内涵的阐发，不仅使人们对月令本身的理解更为深刻，也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把握月令在秦汉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但是，目前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月令对政治的指导方面，如庞朴所言，月令在演变过程中，为求体系完整而附会有诸多不合理处，国家对此如何采样取舍?在向充满差异性的地域民间社会贯彻落实时，是否应当注意适用性及民间的接受问题?对于月令中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是一个现代意蕴很强的概念，古人对月令的理解和把握，更多的出于维持生存，二者虽有交叉，但恐怕是不能完全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月令所蕴含的思想含义尚有诸多可以继续推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