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党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研究
(一)党报党刊的思想理论传播
梁大伟等提出《共产党》月刊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澄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差异，促进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陈殿林等认为《共产党》月刊与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开展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建党的理论认知。章育良等指出《新青年》传播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心理相契合的展现，也是通过变革国内落后文化心理助推社会主义在华传播的有效实践。杨世昇等认为早期共产党人通过《新青年》对新教育的理论传播和实践探索，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朱文哲认为《新青年》对八小时工作制论述，从“劳工神圣”到“劳工联合”,再到“劳工专政”不断深化，推动其从思想讨论走向革命实践，实现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互动关联。刘欣然等通过《新青年》探讨中国式启蒙、救亡与觉醒的体育思想缘由与文化起因。
(二)党报党刊的宣传动员与话语构建
丁俊萍等认为《青年实话》动员主题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动员方法与苏区青年特点相结合，引导苏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唐国平等认为《红色中华》的抗日宣传动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萌芽之际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刘继忠等考察了《向导》《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等中央机关报读者来信专栏，认为该专栏的召唤对象经历了汇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联结工农通讯员、召唤游弋读者的演变。徐信华等认为《新青年》经历从“文学革命”至“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的革命话语转变，阶级斗争逐渐成为其革命论述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亦随之生成并融入革命实践。俞祖华等通过《中国青年》研究了大革命时期共青团对国际青年日认识的转变，及由此构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开展青年运动”的纪念话语。汤志华等探讨海外发行的《救国时报》关于长征的报道对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
此外，韩红星等回溯了建党之初的党报党刊[12]、早期团刊的创办历史及出版发行等[13]。张铭雨等以1923-1927年的《中国青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疏解青年成长烦恼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经验，认为矛盾分析法是中共青年工作的根本指导原则。王晓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报刊构建了党的理论形象、革命形象和民主形象。阳勇认为《红星》报有关长征中的“扩红”成果和消灭掉队落伍现象的报道，指导和推动了中央红军巩固部队工作。
二、全面抗战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党报党刊研究
(一)党报党刊的宣传动员
杨凤城等以《晋察冀日报》为对象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党报的农民宣传，认为既鼓动和组织农民抗战和生产，也推动了民众教育。蔡斐等关注了《新华日报》祝寿活动，认为中共将祝寿的文化传统习俗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集体行动框架，连结和团结了祝寿对象及广大读者。王飞基于《解放日报》和《新中华报》的考察，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报纸出版宣传聚焦日寇侵华的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塑造边区的劳动英雄、抗战拥军等形象，对塑造民族国家意识起到重要作用。王跃等认为《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开展的情景植入式、榜样引领式、警言醒世式和愿景导向式等政治动员，产生了积极的动员效果。邱跃强认为《新中华报》所刊载的谜语，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和鼓舞广大民众参与抗日斗争的一种文艺方式。常云平等指出《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大量报道，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并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展现了中共在大后方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王素华考察了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等党报对春节的宣传，认为主题从以民族动员为主到以阶级动员为主，折射出中共政治文化积极介入、改造乡村传统文化的图景。肖燕雄等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的图像动员的视觉修辞与意义建构，认为尽管抗战图像动员在内容和力度上存在不小差别，但采用的视觉符码和意义建构方式却具有更多的共通性。钱晓文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总结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沪报刊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宣传统战策略的基本特征。邓绍根等认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对中共七大及闭幕后的新闻宣传，展现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宣传和学习中共七大文件、传达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情形。双传学通过《新华日报》分析了党在国统区的新闻舆论工作。徐方平等探讨了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周报》的社会舆论引导。
(二)党报党刊的话语建构
吕强等认为《新中华报》的新闻漫画，主要以“民族”“人民”“劳动”和“学习”为关键词，建构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达到了促进抗战动员、提升民众文化水平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双传学认为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对外宣传，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托建构话语体系，以生动事实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以“借口说话”为策略拓展传播渠道，以内外协同为原则强化议程设置，开创了革命战争年代对外宣传的崭新局面。翁有为等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刊的革命叙事，将阶级关系、方针政策等抽象化概念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在部队基层传播中共的革命话语、阶级理念，进而达到寓教于“心”。
(三)《解放日报》改版研究
李海波认为《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是文艺座谈会的先声和预演，“真正的党报”渐趋成型，文艺整风旋即铺开，对新闻与文艺的实用化改造，发挥了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动员作用。柳作林等认为毛泽东党报思想与新闻理论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逐渐成熟。孙江等认为《解放日报》改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党报思想”的时代传承，确立了中国化党报“四性”,即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组织性与战斗性的统一。张慧瑜结合《解放日报》改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探讨了基层传播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实践，认为基层传播使得根据地内部及不同根据地之间实现信息、物资和人员的流通，而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成为基层传播的信使和实践者。王雪超提出毛泽东推动《解放日报》改版是为了明确党报的政治定位和面向群众的价值取向；陆定一进入报社工作经历了从“编外”到“编内”的过程，始终在权责范围内行事。
此外，王兰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文本，探寻解放战争时期边区乡村建设的逻辑，提出农民组织化是边区乡村建设的基础。[38]白玉帅等以党报报道为中心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宗教工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