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母校情

记忆深处的母校情

曹能新

 

岁月匆匆，花开花落。我从海门中学毕业至今已有46年了。然而，我无论走到那里，都难以忘却对母校的深刻记忆，难以忘却母校老师们的恩典，在我心中对母校总是充满了留恋之情。回首在海中的求学之路，对于一个怀有深深眷恋的学子来说，母校的那段往事并不如烟。初高中六年的学习生涯历历在目，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点点滴滴长留在脑海中，母校老师的一言一语、一笔一划都深深地铭刻在心头，那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亲切！

如今，母校已是百年名校，她培育了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如果说母校是园丁，我们则是园丁栽种的鲜花；如果说母校是知识的江海，我们则是遨游于江海里的小船；如果说母校是一盏指引学生前行的灯，我们则是灯上跳动的火苗。是啊，母校就像母亲一样关心培养着我们。

一、徒步往返 求学海中

     记得1959年夏天，我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统考，发榜时才知，我所在的临江公社有两名学生被录取在海门中学，其中一人就是我。这在旁人看来，海门中学是江苏省的重点中学，能被海门的“清华”录取，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我的父母却高兴不起来，主要担心供养不起。母亲还与我一起去找了同济小学的校长，请求转入附近的临江初中。他说，招生办在县里，这事很难办的。后经亲戚朋友的劝说，父母总算同意让我去海门中学读书。

去海中报到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懵懂的我，由于第一次“远离”父母开始踏上求学之路而酸鼻子的情景。当我离开家时，母亲千咛万嘱，依依不舍，临行时我看到她的眼角也流出了泪水。是啊，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心上有儿女，个中的情和爱，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的。

由于家离海中较远，要带上必需的日用品，寄宿在校。为此，父亲推着独轮车，车上装了一只用松木做的小箱子和被子、蚊帐、衣服等用品，送我上学。那天，我跟着父亲步行，两人跑了60多里路总算到了海中。这只松木箱子后来被我儿子上苏州大学时又用了4年，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是一个时代的纪念。

去海中读书，成了我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一切感到陌生，一切感到新鲜。真是处处惊讶不已，时时感叹心动。

因我自小在父母身边长大，在父母的关怀下成长，如今一下子独立生活，难免想家、想父母。但是学校离家毕竟比较远，来回一次很不容易。于是，我控制在一个月请假回家一二次。

从学校回家，尔后又返校，需步行128里。一个十三四的小孩，单程要步行64里路，整整跑六七个小时，不要说对于现在的小青年来说，真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想想也真不简单。好在步行回家时，路上行人不多，我就带上俄语书，一路背单词、背句型，这样既不感到乏味，又不感觉到太累，既利用了时间，又学到了知识。

一般情况下，我是从周六下午出发回家，尤其是冬天，日短夜长，回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光，虽然很累，脚也有点些酸，腿也有点不听使唤，但见到父母很高兴，回到家里像出海的渔船回到了港湾，感到很温暖。第二天下午，似乎还没有消除疲劳又出发返校了。好在当时年轻，我稍微休整了一下，还能坚持，返校时一般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

那时，虽然也有公共汽车，但我很少乘。一是由于经济困难乘不起，二是不方便。因为我家离汽车站比较远，要先跑十几里路去三阳镇，汽车绕一大圈才能到海门。有一次，我去了三阳镇汽车站也未乘上，只能步行跑到悦来镇，那知又未乘上，实在是进退两难。好在汽车站有个服务员，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龚绍其，他服务态度好，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安排我挤在他的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才乘上汽车赶到海门镇，又步行到了学校。

由于在校吃定量饭，往往吃不饱，所以返校时总要从家里带点小吃。父母很关心，每次总会给我准备一点，那怕是生的山芋带上几只。当然多了也不行，路途长，怕我拿不动。当时，我步行的线路6年未变，至今还记忆犹新，从家里出发，走5里路到汲浜镇，又走5里到十三匡河桥，又走10里到袁家河头，再走10里到倪家镇，再走10里到大洪镇，再走8里到三厂镇，再走8里到黄利生店，最后走8里就到了海门中学。有一次放寒假，下午回家，谁知途中下起了中雨，走到倪家镇，天已渐黑，看不清路了，急得直冒汗，好在碰到了镇上的一个好心人，留我在他家中住了一宿，还请我吃了晚饭和早饭。因那时我户口在城里，学校发了10多斤大米，我从中拿了一点给他们，第二天一早天晴朗了，我才顺利步行回到了家。

就这样，在海中的求学期间，我几乎每月都要徒步往返于学校与家的两点之间，前后一直坚持了6年多。如果将每次的行程全部加起来，恐怕也要接近“万里长征”了。

二、教书育人 师恩难忘

当时的海门中学就已经是一所老完中，从初一到高三均有4个平行班。我刚进海中，则被编入初一丙班，记得那时的校长是陈象新。

我的初中三年一共有三位班主任老师。初一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名叫施正宙。她上我们的语文课。我当时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她个子虽然不太高，但很有精神，工作热情高，对学生和谐可亲，经常与我们一起活动，同学们都很听她的话，班级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到了初二时，班主任换为蔡士琴老师，他是体育老师，喜欢长跑。有人说，初二的班是最难带的，容易乱，然而我们班秩序很好。蔡老师平易近人，讲话总是笑眯眯的，对同学特别关心，大家也很守纪律。初三时，由顾则庆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是上代数课的，声音不高，但话语清晰，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些难题经他一讲，我们一听就明白、就领会，做起题目来得心应手。他的烟瘾比较大，开起班会来，他一边抽烟一边讲话，声音随着他吐出来的轻烟，一圈圈地向外传递，像是帮助我们发散性地思考问题，有时烟雾迫使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对同学管得不太严。不过，学生们因忙于升学复习迎考，自觉性都很强，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班风也很好。这三位老师工作责任心强，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走过了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关键三年。

海门中学的教学很正规，师资质量很高，我们的学习也很认真。我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语文学习也可以，但作文在初一、初二时比较一般。到了初三年级时，语文老师倪诗鸿很重视作文，经常讲解一些范文，辅导我们如何写好记叙文、散文等，并布置一些作业，要我们多练习。我们写好后交给他，他总是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指出好在什么地方，应该如何改进则更好。因此，这一年我的作文进步较快。

初中三年，我自我感觉成熟了许多。初一时我担任班上的宣传委员，初二时担任班长。我在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初二时打了入团申请，由沈志平、顾志新两位同学介绍，并经批准加入了共青团。整个初中三年6个学期，由于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支持，加上自身的努力，我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初中三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逐渐养成了自己独立生活，吃饭、洗衣、睡觉、上课、做作业，与同学相处等，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把握自己。

转眼到了1962年夏天，初三快要毕业，准备升学考试，我却生了几天病，影响了课目复习，升学考试自我感觉一般，我的数理化历来学得较好，考得还可以，作文题目是给东南沿海地区军民写一封信，中心意思是美蒋集团经常窜犯大陆，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给予狠狠打击。我写得也切题，发榜时我被录取在海门中学。在编班级时，考虑到学外语的语种，凡初中学英语的，编入甲乙班，凡初中学俄语的，则编入丙丁班。因我在初中时学的是俄语，所以被编入高一（丁）班。

在高中阶段，我又遇上了很好的班主任，记得上高一时，学校给我们配的班主任是由余老师担任的，他是南通人，虽然讲话不易懂，但工作很热心。高二时，由吴冠本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江阴人，上我们的历史课。他当班主任很有经验，讲起话来很动听，富有吸引力。他认真抓了班风建设，每个学习小组定期过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检点为主，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由于班上风气正，学习自觉性高，大家认真遵守纪律，同学间团结友爱，师生情谊一往情深。

到了高三时，袁世迈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当时海中有个传统，高三时，四个班级的班主任均为校级领导，例如，校党支部书记沈梦麟是高三（丙）班的班主任，团委书记季作模是高三（乙）班的班主任等。袁老师政治水平高，做班主任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结合政治课的内容给我们讲时事政治，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革命理论，讲中苏论战的“九评”。他还开展一人一事的谈心活动，充分发挥班干部的作用，召开正副团支书、正副班长会议，讨论对每个同学的评语鉴定。他指导每个同学如何填报高考志愿，特别是如何填好第一志愿。

在高考填志愿时，起初我填的第一志愿为军事院校，班主任袁老师说换一个吧；第二次我把国际关系学院作为第一志愿，袁老师又说，再换一下吧；第三次我才把南京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为什么袁老师要我一改再改呢？他没有明说。当时我也没有追问，反正听老师的不会错。事后我逐渐有所明白。原来，我外祖母的成份是富农，我外祖父解放前已病逝，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几乎是“成份”决定一切的，社会关系特别重要，谁要是沾染上了，就好像落上了污点，肯定要受影响。尤其是上军事院校、国际关系院校等，政审十分严格，稍有点牵涉，即使成绩很好也都通不过，不会录取的。然而我当时不懂这些情况，幸亏袁老师为我把好了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高中阶段的学习是比较紧张的，学习课目增加，内容由浅入深。上课的老师也在变化，一般一年一换，上高一课的大多为高校刚毕业的新老师；上高二课的，大多为业务骨干，资深老师。海门中学特别重视高二年级学生的学习，认为是关键的一年；上高三课的，大多为把关老师、教研组主任、副主任。上我们高三语文课的是海中语文教研组主任袁劲老师，他讲语文课讲得很透彻，特别是讲古文，读起来摇头晃脑，有声有调，讲起来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我们听得很入神，课上鸦雀无声，许多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了。他讲写作文的思路很清晰，分别讲记叙文和说明文、论文的特点和写法，见到作文题目，要认真审题构思才动笔，等等。我们写好了作文后，他认真批改，认真讲评。这对我启发很大，影响很深，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基本上把握了作文的要点，写起来切题，走上了路子。

高中的俄语老师是王立德，他曾经当过苏联援华专家的翻译，专家撤走后来海中当老师。他上俄语课很有经验，联系实际，讲得生动活泼，易理解易记住。因此，俄语是我学得较好的科目之一，以至在高考时100分的卷子，我得了98分。

高中阶段的老师还有代数老师徐为农、“三角”老师丁仰瞻、物理老师徐铭，等等，他们都是上课很好的优秀年轻老师。

如果不是生活环境发生了剧变，一切都会正常发展下去。然而在高二升高三年级的那个暑假里，我和我家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母亲突然去世。这对我和父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年我虽然18周岁了，但还比较幼稚，没有社会经验，家中生活更困难了。是继续上学还是回乡务农呢，两条道路明摆在我面前选择，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父亲态度随和，要我自己决定，亲戚和邻居们也没有明确态度。我在彷徨之中给陈象新校长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庭面临的困难和我的处境。陈校长接到我的信后立即回信，他一方面对我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对我进行安慰，同时在信中鼓励我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应加倍努力完成高中学业。学校也会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陈校长的来信给了我信心和力量。高二学期开学后，班主任袁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又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人民助学金增加到每月8元，学费免交，同学们也安慰我，关心我。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

三、虽苦犹乐 多彩生活

上海门中学的第一年，我们的生活还是挺好的，我们的户口均从农村迁到了城镇，每月定量供应大米29斤。初中阶段，我的助学金每月有五元六角，生活费已基本上满足。但是，到了1960年夏天，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精简城镇居民户，我们在校生也在这个精简范围，于是户口及粮油关系又迁回到了农村。尽管如此，国家对在校寄宿生还是很关心的，初中生每月口粮不足29斤大米的，可凭生产大队及公社证明，可以补足到29 斤。因此，我们学生的基本生活是得到保证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伙食以饭为主，菜以素为主，很少有肉，食油也是定量供应的，肚子油水不足。我们这些学生，年纪大多数只有十几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体力消耗多，饭量大，胃口好，每月29斤口粮是不够的。于是，不少学生还得从家里带一点东西填肚子，什么炒麦粞、炒玉米粞、山芋干、萝卜干等，都带来充饥。这个年代是个吃不饱“瓜菜代”的年代，这是今天的青少年们难以想像的。但是，那个年代从上到下，左邻右舍生活都差不多，比较均衡。所以，领导的思想政治工作很管用，有说服力，有凝聚力。记得那时上级领导说，困难是暂时的，大家要有信心。群众都很听话，一说就通，一讲就行，人们的幸福感还是较强的。

1963年开始，也就是我在海中上高一时，各地认真克服“浮夸风”“共产风”，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民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年年丰收，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经济体制实行了小队为基础的小队、大队、公社三级所有，农民的生活逐渐改善，物价也趋于平稳。我家也有变化，住的房子由茅草盖的屋变为青瓦盖的房，但四壁还是芦苇编的芦笆墙，没有改成砖的，农村称之为“冷摊瓦屋”。我在学校的生活，由于党和国家的关心，每月享受助学金提升为7元，生产队分到的粮食每月不够31斤成品粮，凭公社证明由县粮食局补足一天一斤的标准。学校里的伙食，早晨三两稀饭加咸菜，中午4两干饭，加一份带肉片的菜，晚上3两稀饭加1份蔬菜。2角5分的伙食标准，已算得上比较好了。当然，每天晚上自习课后，还得吃一点自制点心，如炒麦粞或玉米粞，用开水泡成糊，或山芋干、红萝卜干等。整个高中三年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我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是很认真的，理科与文科的学习比较平衡，没有偏科。也比较注意学习方法，用心听课，认真作业，自习课上抓紧复习，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文科有的内容还要背诵，特别是俄语，记单词是一个基本功，要反复读反复记，否则容易忘掉。我对数理化的学习，也是很下功夫的，听课后基本上要花60%的时间复习、理解、记忆、做作业。解析几何难度较大，我学习花的时间也较多，但成绩常在中等水平，每次考试大概八十几分，其他课目均在90分以上。高中6个学期，我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高一年级我担任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学习做思想工作，发展团员工作；高二、高三年级我担任班长，协助班主任做一点班上的行政事务工作，配合班团支书做一点学生的思想工作。

在我的高中阶段，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我们震憾很大。那就是1963年9月6日起，中苏大论战进入“白炽化”阶段。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重要文章，随后一篇接一篇，至1964年7月，共发表了9篇，也称“九评”。那时，早中晚课余活动，学校都要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我对“九评”的文章，每篇都听，每篇都学。我认为这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通过学习，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强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理论水平。

临近高考，学校给了13天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复习迎考。海门中学参加高考学生的考点划入南通市。1965年7月上旬，我们在班主任袁老师的带领下，乘包车来到南通，住在通师的学生宿舍，自带蚊帐席子，住了三个晚上。当时的伙食是很好的，每天5角钱，相当于现在的50元，因为休息时间少，情绪有点紧张，大多数同学吃不下或吃得不多。我是报考文科的，考了政治、作文、外语、历史、地理等科目，加试数学和外语口试。第三天上午结束后，如释重负，大为轻松，不管结果如何，大家很高兴。我和东俊余同学去旁边的人民公园，每人花2分的门票钱，进园休闲了一下。大概与心情有关，放松后胃口也来了，我们每个人吃了2只咸鸭蛋。此时此景，至今难忘，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

四、一颗红心 多种准备

在高中阶段，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价值观影响特别大的一件事是，从1963年开始的学习雷锋活动。与此同时，随着全国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社会风气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海门中学学习雷锋活动开展得很扎实，持续的时间较长。一度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爱憎分明，爱集体爱国家，助人为乐，公而忘私，艰苦朴素等雷锋精神。经过广播、报纸及各种会议、活动的宣传，可谓深入人心。每个同学联系实际写学习心得，谈学习体会，以雷锋为榜样，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出做人就要做雷锋那样的人。学习雷锋精神，“毫不利己，专人利人”成为时尚。这些活动对我的人生影响也很大，感到精神上很充实，坚定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那时，我尽管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太全面、正确，但作为人生的理想还是给了我不少前进的动力，

在学雷锋活动中，我们联系实际，开展了“我的理想是什么”的大讨论。我具体设想了几种：当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如董加耕那样，当一个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如雷锋那样，当一个人民教师，当一个科学家等。因学生的不确定性大，这几种可能都有，但为人民服务，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等却是共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学雷锋活动中，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到了高三，面临高考，不是继续深造就是回乡务农，可谓泾渭分明。学校加强了毕业班的思想政治工作，突出了 “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教育。当时，着重学习回乡务农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汇编成书发给我们。那时，除了紧张的复习迎考，就是听报告、写心得、谈体会。因此，那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有了充分的准备，升学也好，务农也好，已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

   现在，虽然不时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提法，但我认为，其主要精神并未过时。由于教育资源紧缺，每年都不可避免地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即使是近几年，全国的中考升学率也不太高，高考升学率70%左右，许多中学生面临着就业的重大选择。因此，“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于现今的中学生仍然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高考结束后不久，我回了家乡，开始学当农民，参加生产队的各种生产劳动。8月初，秋季征兵开始了，我积极报了名，参加临江公社召开的应征青年大会，我上台作了表决心的发言。会后，我被批准参加体检，各项指标均很好。体检医师说，我的心脏特别好，而视力一般，左眼1.2，右眼0.6，但当文化兵是可以的。我体检后在家等待消息。8月中旬，我首先接到录取南京大学的通知书，几天后又接到了批准入伍的消息。面对两个录取，我怎么选择呢？当时的生产大队长张文彬对我说，你还是上大学吧。父亲说你自己定。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本人很想当个解放军战士，加上如当兵对家庭是有利的，等于给家庭增加了一个劳动力，生产大队每年按一个整劳力的120%的标准补贴工分，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明显好转；而上大学呢，虽然有助学金，但总要花费不少钱。但从个人的发展前景看，当兵的不确定性比较大，上大学可能会更好一点，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所以，我最终选择了上大学。

1965年高考时，我们班共48位同学，结果有40位同学被高校录取，其中39位同学录取在本科院校，其录取率这么高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与同学们的努力学习分不开，也与学校的良好环境、老师的辛勤教育分不开的。

对母校的回忆温馨而美好，对母校的感激衷心而诚挚。

美丽的母校像母亲般慈爱，让含苞欲放的花蕾绽放出芬芳的花朵，让青枝绿叶的幼苗变得郁郁葱葱，挺拔高大，让学飞的雏鹰展翅高飞。我们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获得了知识的琼浆，智慧的力量，做人的道理，成就了我们的今天。

母校，深深的怀念您，深深的感谢您！祝母校明天更加辉煌！祝母校的师生员工幸福快乐！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原副书记、南通市政协原主席、

现为南通市关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