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爸爸茅珵
茅炎、茅烨、茅平、茅恒
亲爱的爸爸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左倾路线下，爸爸受到打击和迫害，以所谓“长期隐瞒叛党行为”、“报复杀人”以及“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名，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投入监狱。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爸爸在狱中含冤逝世，时年五十七岁。
爸爸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经历了革命斗争那些最艰辛的岁月，也饱尝了党内不正常的斗争给他的打击和屈辱。然而，任何逆境都不能使他屈服，动摇他的信念。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对党的誓言——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九○九年，爸爸出身于江苏省海门县一个中农的家庭里。他在青年时代就不满意中国的反动统治，风雷激荡的大革命，给了正在中学念书的爸爸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他十七岁时就悄悄地离开了家，到了当时革命风暴的中心广州，参加了北阀军。在北阀军中他受到了党的影响，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在革命处于极端危急的关头，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故乡，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秋，为配合党在苏北建立红十四军，他同江苏省委委员张新、海门县委书记李达三等率领一部分党员去缴大地主杨佩荣的枪枝。由于叛徒的告密，遭到敌人的埋伏。爸爸临危不惧，为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不幸被敌人逮捕。
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爸爸经受往了最严峻的考验。敌人对他用尽了毒刑，但始终不能使他屈服。当时他在《庭讥口告别诸友》的诗中写道：“病困江南一楚囚，生死度外更无愁。寸心耿耿清秋月，临别从容待断头！”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由于他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党的机密，国民党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只得以“盗匪”判罪。在苏州监狱囚禁期间，他参加了党的特支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组织难友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苏州监狱的斗争，被当时上海等地的报纸报道，引起了社会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后来，敌人以“聚众闹监，参加暴动”的罪名，给爸爸以加刑处分，并将以他为首的三人移解镇江监狱，以后又传金坛监狱。长达七年的囚徒生涯，消磨了他的青春，摧残了他的身体，但动摇不了他对革命的信念和热情。
一九三五年，爸爸一出狱，就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由于当时地下党遭到严重的破坏，未能接上关系。但他并没有困此停止革命活动，在这个时期他曾经为上海经纬书局特约写稿，编过一本《国际政治经济现史与展望》的书，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宣传。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回到苏北，联络组织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他终于找到了当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王荛山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省委决定派他参加国民党通海启抗敌指挥部，任政训处主任。后被伪江苏省省长韩德勤得知，下令通缉，爸爸不得不离开苏北，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一九三九年二月，经上海地下党决定，爸爸和韩念龙同志到崇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爸爸担任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队长。崇明是扬子江头得一座孤岛，临近日伪统治中心的上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他们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动和团结了各阶层群众，同日伪展开了艰苦卓越的英勇斗争。在那些岁月里，爸爸他们与崇明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避危险，赢得了崇明群众的爱戴和信任。至今在这块土地上，人们还流传着许多爸爸当年率领游击队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最近，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三九年底，爸爸他们接到上级指示，说：“驻在崇明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四大队，企图去江南投靠日军，望你部迅速解决。”爸爸和韩念龙同志研究后，决定亲自带队，利用除夕伪军吃年夜饭的机会，一举歼敌。年三十下午，爸爸带了十几个游击队员，抬着大桶崇明老白酒和猪、羊、鱼肉来到伪军驻地，伪军们看到送来的大鱼大肉，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吃年夜饭时，游击队员和伪军混在一起，爸爸和伪队长同在一桌，当伪军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时，爸爸打了个暗号，这时队员们立即亮出了驳壳松对准伪军：“不许动、举起手来！”伪军们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吓呆了，只得举手投降。伪队长还想顽抗，爸爸乌黑的枪口顶在他脑门上，吓得他“妈呀”叫了一声，酒杯落地蓦地钻到了桌子底下。这场战斗不费一枪一弹，全歼了伪军，缴获了机枪老四挺，步枪六十余支，短枪十余支。
在崇明抗日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一九四○年二月，日寇从上海方面调集了大量兵力，对崇明地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大清剿，妄图扑灭崇明人民的抗日烽火。爸爸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领导崇明军民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残暴的敌人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战术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只能栖身在芦苇荡里，以野草充饥，但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爸爸当时曾有一诗：“孤军海上逞雄奇，喋血重围志未移；寸土不容轻易弃，中华谁谓少男儿？！”记录了我崇明军民英勇抗敌的战斗史实。
一九四○年六月，根据上海党的指示、爸爸和韩念龙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突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胜利地转移到苏北的南通、海门、启东一带。
部队到达苏北后，顽固派趁我军立足未稳之机，不断制造磨擦，进行袭扰，妄图予以歼灭。爸爸他们争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业、政治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站稳了脚跟，并使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了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一九四○年九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开辟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爸爸他们终于和新四军主力会合。黄桥决战以后，爸爸他们的那支部队改编为苏中四分区常备第三旅，他任旅长。这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陈毅司令员，写下了《谒见陈毅将军有感》一首：“昔日威名震江东，苏北复成不世功。上马摧坚下马檄，将军不愧是英雄！”表达了他对陈毅同志的热爱和崇敬的心情。
一九四○年冬，新四军主力离开掘港镇北上，爸爸奉命率三旅进驻该镇，当时掘港镇是我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城镇，是四区首脑机关驻地。国民党顽固派纠集其游击第六纵队、伪保安一旅、三旅、通海实业警卫团等部，趁我主力北上，守备兵力减少的机会，向掘港镇发动了突然袭击，妄图摧毁我苏四区抗日民主政权。面对敌数倍于我兵力和优势火力的猖狂进攻，爸爸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战斗最激烈时，有一股敌人冲到旅指挥所附近，爸爸亲自率领旅部的警卫人员和直属机关人员，把敌人杀退，大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敌伤亡惨重，始终未能突破我防线。此时，新四军主力三纵队在陶勇司令员的指挥下赶来增援，两军会合，乘胜追击，敌人溃不成军，大部被我歼灭。掘港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争取了中间势力，使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爸爸他们这支部队在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和四地委、四分区的领导下，转战于扬子江头，东海之滨，始终掌握着通海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主动权，深得通海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也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日伪曾几度策划企图杀害爸爸，都由于群众的保护而脱险，日寇黔驴技穷，只得派兵把我们老家的房屋烧了来报复，国民党顽固派也把我们二位叔公抓起来杀害了，但这些怎么能动摇爸爸抗日救国的决心呢！正像他在一篇纪念被害烈士的文章里表示的“追悼我们的先烈，就只有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迈进！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对内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为争取全民族的自由解放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爸爸因病转地方工作，担任了苏北五分区专员。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地进犯苏北解放区，我军主力转移北上，爸爸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当时敌人很猖狂，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城镇、控制了交通要道。爸爸他们在敌人日搜夜剿，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紧紧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同敌人展开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和五分区人民一起渡过了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爸爸又回到部队工作，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直至全国解放。
建国以后，爸爸调中央工作，一九五三年，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他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大连负责筹建我国第一所海运学院。那里他说要为建设新中国做点实际工作，所以选择了培养建设人才的教育工作，作为他后半生的事业。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和艰苦的战争环境，那时爸爸已积劳成疾，染上了多种疾病，但他他对待革命事业，依然保持着战争时期那种饱满的政治热情。为了熟悉新的工作，我们看到他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那时他常犯病，尤其是胆结石症，发作起来疼痛难忍，但只要痛一过，就又照常工作起来。建院初，他从校址的选择、建筑的布局，系科的设置都亲自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筹建工作顺利完成。很短的时间，就把学校的组织机构健全起来，又及时把教学秩序和各项工作制度建立完善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很快步上轨道，及时为国家输送了合格的远洋航海人才。爸爸对工作十分认真，凡是重要的文件、报告，总是自己起草，对别人起草的文件，他也认真地批改，即使在文字上也要求很严格，只要经过他手的文件，总是反复推敲，力求准确无误、文理通顺。凡属他处理的工作，总是及时处理，决不推迟。记得一九五四年，有一天傍晚，院里来电话，有一份急电要他处理，为不打扰司机休息，他不顾有病的身体，骑上自行车就往学校去，以致在半路上摔了一跤，哪知道这一跤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爸爸一生学习勤奋、博闻强记，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平时只要一有空闲，他总是在那里看书。他读书的范围很广，对政治、哲学、经济、中国古典文学，诗词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最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的是，在爸爸狱中遗物的清单上还列有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这是爸爸一生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好见证。
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早年的囚徒生涯，使他得上了胃病和关节炎，加上受刑吊打他胳膊和腿部的肌肉萎缩僵硬了，一到变天就周身疼痛，后来又染上了精神系统的疾病和胆结石症，晚年还患了不治之症的癌症。许多种疾病一齐加到爸爸的身上，长期折磨着他的身体和精神。可是，这丝毫不能压倒他。他一直以刚毅、乐观的革命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当年在敌人狱中写道：“任他贫病相催紧，依 决心 玉壶。”在战争年代，有时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作战。解放后，因为精神系统的疾病，每天必须服用大量的镇静剂，然而他的工作精力依然那么充沛。一九五四年，他作了胆囊切除手术，术后他在病房里也闲不住，当身体稍有恢复，就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和小说《监狱里的斗争》。一九六三年，爸爸查出了肺癌的病灶，于是又作了一次大的手术，这一次手术后，他的体质已经极度衰弱了，但仍不安于躺在病榻上，他以很大的毅力开始着手写作反映崇明抗日武装斗争为背景的小说《孤岛红旗》。这是他长久以来积下的心愿，当年为了抗击日寇，他和崇明人民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难忘岁月，他对这块英雄的土地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平时常常提到她，他要把那一段斗争写出来，献给崇明的群众和牺牲了的先烈们。不幸的是，他的这个宿愿没有能实现。
一九六四年九月，爸爸在医院突然被逮捕。那时癌症已经扩散，病情十分严重，但他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走完了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严峻的路程。在遭受错误打击的情况下，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持党性。在狱中，他承受着精神上的重重打击，支撑着危重的病体，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决不向错误的倾向屈服，同时他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的。在生命重危时，他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表达他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的信念。他把最后的怀念寄予了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革命事业。
爸爸生前对我们十分关怀，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凝结着他的心血。记得在我们小时候，爸爸就教育我们要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当我们逐渐长大以后，爸爸就给我们讲阶级、剥削和革命的道理，要我们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走革命的通路。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党和人民养育大的，将来要做党的好儿女。”爸爸的这些教诲，像一种籽，深深地埋在了我们的心底里，伴随着我们成长。
爸爸最厌恶青年人特殊化、追求个人享受，不好好学习。每当发现我们学习不好的时候，他十分生气，非常严厉地批评说：“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工作也不会做得好，你们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还记得，一九五七年暑假，我们兄妹第一次在大连团聚，准备痛痛快快地玩一番。爸爸对此很不满意，他批评我们说：“都长大成人了，还只知道玩，像你们这么大，我们都参加革命了，要好好学习，多关心国家大事。”当然，爸爸也有为我们高兴的时候，当我们在学习上有了进步，被评为三好学生、五好学员，把奖状送到他手里时，他总是笑着说：“嗯，有进步，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爸爸还常告诫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干部子女，就比别人优越。要我们在生活上向工农子女看齐，不要脱离群众。老三、老四在大连上学的时候，爸爸上下班坐的汽车就经过学校门口，他从不让搭他的车去上学。我们的穿着很平常，他不许我们穿洋里洋气的衣服，尤其是小的还常常要穿改的衣服。经济上也对我们抓得很紧，从不许我们乱花钱。在我们参加工作和参军以后，即使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他也没有给寄过物品或钱。然而，他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亲友，烈士的遗属和过去革命时间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他常对我们说：“不要忘记人家，没有他们流血牺牲和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自己紧一点也不能不管人家”。所以尽管爸爸和妈妈的工资都比较高，家里的负担也不重，但一直到爸爸临终，家里没有一点积蓄。
对于我们的工作安排，爸爸总是要我们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托过人，找过关系。老大在南京上学，毕业分配时，去山西只有二个名额，其余大多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在城市，爸爸坚持支持他报名去山西。困难时期，山西生活比较艰苦，许多亲友劝爸爸说：“你在上海的熟人很多，托托人把孩子调回南方来吧。”可是爸爸不同意这样做。老二以优秀的学业读完高中，学校准备选送他到留苏预备班学习，同时空军选拔飞行员也挑中了他，当他为选择自己的前途、理想一是拿不定主意时，爸爸坚决对他说：“个人的理想要服从祖国的需要。”后来老二高高兴兴地参了军，当了飞行员。老三中学毕业后也要参军、爸爸还是坚决支持。尽管那时爸爸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但他没有要我们一个子女留在他身边。
爸爸对我们的这些教诲，至今言犹在耳，感到无比亲切。这更引起我们对爸爸的无限哀思。爸爸教育我们的，要我们做的，正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不辜负爸爸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像爸爸一样，永远跟着党革命到底。
今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爸爸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横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被统统推倒。爸爸终生热爱着的，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伟大革命事业，正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爸爸英灵不昧，将是多么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