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中岁月
陆挺
自1990年离家到县城的海门中学寄宿读书已经过去21年，自九三年离开家乡去北大读书也有十八年了。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还琢磨再过十几年就是海中的百年校庆，不知道那时我漂泊何处。没想到光阴似箭，再过几个月海中就真要庆贺其百年诞辰了。移民这块长江入海口北岸沙地的海门人勤劳聪明，海门中学也即将迎来其百年的辉煌。海中的领导要我写点回忆母校的东西并汇报一下毕业后的情况，不敢违命，就记点流水账，和各位师长及学弟学妹们共勉。
乡间的快乐时光
我家在常乐镇，清末状元张謇的故乡。小时候我父亲开拖拉机搞运输，母亲耕地，虽不富裕，因父母勤俭，家境尚好。我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常乐初中毕业时考取了海门中学，但因政府推行划片招生，只能上乡里的高中，又因贫困及文革，求学之路不了了之，成为终生之憾, 因此全家将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盼着在我在邻村的小学毕业时就能考取海中，将来考大学。可惜我小学毕业时，适逢海门推行初中划片招生，我只能与海中擦肩而过，进入常乐初中。幸运的是八十年代时初中教育质量的城乡差别不大，常乐初中也处于其鼎盛期，有一批很好的老师。1990年我通过海中的全科竞赛考取了海中的高中部。我到海中报道的时候，海中已经完全取消初中部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常乐初中的三年影响了我人生的很多选择。人生就是这样，被很多偶然的事情左右。我想如果当年海门没有划片招生，我小学毕业直接进入海中的话，就要住校，就会少了很多自由；必然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因而就缺少机会发展其他的兴趣。至今我还思念那三年在乡间读初中的快乐时光，尤其是池塘边的垂钓和晚饭后的口琴。乡间的恬静令我有足够的空间去遐想思考；而在农村居住更能贴近社会，去感受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我想我在高中选择文科并报考北大经济系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和我在乡村的求学生活经历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末那时候城市户口无比高贵，又逢改革开放之处，读书无用论盛行。很多农村的父母为稳妥起见和短期利益，逼迫资质很好的子女投考中师中专来取得城市户口从而“甩掉玉米袋子”。那时海中高中部生源质量颇受此影响，因此在我初中毕业那年，海中在中考前几个月以全科竞赛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内提前录取了大约100位学生以保生源，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考入海中。我很幸运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动摇他们送我读高中和大学的信念。我的爷爷甚至经常灌输“小学，中学，大学，出洋留学”的理念给我。可惜的是我爷爷在我留美前的一年就去世了。
海中岁月
从进入海中的第一天起我的世界发生了剧变。一个自由散漫的少年从农村走进了城市，住进了集体宿舍，学业的压力骤然上升。面对全县汇聚的尖子，尤其是多才多艺的城里同学，心灵的冲击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夹杂着挫折、失落和自卑的复杂心情。回首往事，从海中到北大，从北大到美国的伯克利，从伯克利到国际投行美林，我被这样的心情几经困扰。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多年来我身边的许多人有着同样的感受。中国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富足的工业社会的转变进程中，许多人也有着同样的人生和思想轨迹。
重拾自信心
我的自尊心在海中的最初一个月中屡遭摧残。我发现我的英语和语文在班上只有中等水平，立体几何的第一次小测验不及格。我历来不喜欢化学，所以成绩平平。而我的同桌，一个海中初中部毕业的城里同学，高一开始时候已经学完了高中的所有物理化学课程。
那次立体几何考试不及格后，我记得数学老师和班主
文科班
我读高一的时候，传统的重理轻文思维在开始改变，但大家多少有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情结，读文科班还是有点被瞧不起的。也许是学校的当时高考策略，我们那一级在第一学期末就被要求文理分班，而且学校特意劝说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选文科。我当时的班主
意外的“从政”经历
我小学时体弱胆小，所以最高只是个没有实际职务的二条杠中队长。在乡里的中学，班干部基本上让有镇上中心小学毕业的同学包了。这样到了县城的海中，就更没有机会当学生干部。但文科班女生多男生少，所以
从“文学青年”到“一切为了高考”
高一第二学期开始后我就正式算是文科班的学生了。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离高考还远，所以要打持久战，要重点提高语文和外语；二是既然读了文科班，就要名正言顺，提高文学方面的修养，努力摆脱自己身上农民子弟的烙印，向城里同学看齐。所以从那个学期直到高二结束，我颇花了一些时间做一些诸如背诵唐诗宋词的附庸风雅之事。视野开阔了不少，但也影响了整体考试成绩。虽然大概保持在两个文科班的前十名，但和前几名的差距不小。
一进入高三，我的紧迫感就来了。我甚至为我在高二的作为而后悔。作为农民的儿子，如果高考一旦失误，就得种地或当农民工，守着一辈子农村户口。就象刚进入高一时那样，我开始制定非常详细的计划，并给自己立下“一切为了高考”的誓言（借用列宁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把一切不必要的和不重要的放在一边。我也全面革新我的学习方法，总体策略是把所有的知识象钢筋混泥土结构一样架构起来。这样我一方面在大量记忆的同时，也把记忆的东西放到我自己组织的框架中去。这样的好处是我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从我的记忆中提取最可靠的资料。从高三一开始，我的考试成绩一路上移，到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第一次成为两个文科班的第一名。在其后几乎每月一次的各类模拟综合测试中，我稳居第一，并将第二名的成绩逐渐拉开。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我的作文也屡屡被当作范文来表扬，这在以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不是第一名的省高考状元
从高二开始我潜意识中觉得我是该去北大的。不过那时候的北大不象现在那样如日中天。89年后北大复旦的新生要军训一年，使很多考生望而却步。实用的海门人更是担心子女去北大会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快要填志愿时，喜讯传来，北大复旦的新生一年军训取消，坏消息是因为两届新生同时入学，宿舍紧张，所以1993年北大招生名额缩减一半至1000人，因此竞争会极为激烈。当时几个同学等我确定填北大后，就去填人民大学或南大去了。
高考终于来了，老实讲我很紧张，考完后觉得发挥远没有平时好。后来发榜了，我名列文科类全省第一。二班的陈琦（去了对外经贸大学，现在宝钢）为全省外语类第一。但文科类和外语类考卷实际上一模一样，而且他成绩要比我高好几分，所以陈琦是事实上文科外语类第一，而我是第二。不过平心而论，对我来讲状元不状元实在不重要，我当时知道高考成绩时的第一反应是：我百分百可以去北大了，要去我梦寐已久的圣地。
那年的海门中学高考出奇的好。陈琦和我包下了外语类和文科类的第一。我那位文理分班前的同班同学孙烨是全省理科第二，而全省理科第三也在海中。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天天被领导接见和媒体采访。我现在几乎天天上报纸，也经常上电视，习以为常，但那时候第一次上媒体还是有点很激动的。
离开海中的日子
1993年的八月底我人生中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了首都北京，踏进了北大美丽的燕园。一个农村子弟将要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生存。北大经济学院93年一共招了85人。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85人中囊括了15位省文科状元和众多第二第三名。不过经历了高三的高强度学习备考和残酷的高考，我决心要尝试一些新东西了。或许受中国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或许是那一点点“体育委员”经历的鼓励，我在别的同学吞吞吐吐时，自告奋勇当上了班团支书。
燕园的红色回忆
回头看来，我在北大的“官运”好的不得了。我那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帮了点忙。文科状元在北大真的不稀罕，但来自人文荟萃的江苏的状元很不一样。因为是班团支书的关系，进北大不久，经过面试，我进入了北大团校为期一年的培训，同时报名在校学生会打杂。北大团校当时正处于鼎盛期，号称“北大黄埔”，在89之后成为北大党委和共青团培养学生骨干的主要阵地。经过几年的摸索，发展出了一套高年级学生干部辅导低年级（尤其是新生）骨干的模式。我在北大的前后几年，团校的干部学员几乎控制了北大各级学生会团委的主要岗位。1994年春天一位团校的辅导员竞选校学生会主席成功，从团校学员中选拔了一些学员当学生会干部，这样我大一下学期就阴差阳错的成了校学生会的办公室主任，管钱管物管应酬搞协调，还管一堆人。后来我在的团校辅导员升为团校秘书长，也就是团校实际的学生负责人，很器重我，就让我在94年大二时当了团校辅导员，负责20个左右新生团干的培训。我那时也入了党。大三时我被推荐升为团校秘书长，一下子负责一个一百来人的组织。那时候北大的校学生会主席和团校秘书长大概是北大学生干部中的最高职位。
重回书斋，飘洋过海，伯克利
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虽然提供了难得的磨练机会，我也多次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干部和其他荣誉，1995年甚至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学生干部。但对学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大三任北大团校秘书长的那年，我几乎是全职的团干部。不过那时候在北大读书不用功是一个较为普遍现象，所以我靠考前突击还能维持班内中上等的成绩。随着年龄履历的增长，我愈来愈认识到了这个体制内种种的问题，也觉得自己的性格也未必完全适合这个体制。同时九十年代中期北大学生留学成风，我觉得应该兑现自己出国留学的夙愿。这一方面能大大开阔眼界，另一方面我确实感觉到经济学是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最好工具。所以大三结束后我就彻底重回书桌，突击英语，开始一个新的长征。
因为我学生干部的经历，我跃过了竞争极为激烈的考研而直升北大经院的研究生，节省了我很多的时间。北大读研的机会也给了我宝贵的缓冲地带来准备出国留学。不过97年秋天读研伊始，我的前额在宿舍过道内被足球所撞，从此开始了整整6年漫长的头痛历程。1999年我研究生提前毕业，拿到了几所美国大学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经济系的奖学金，但由于担心我头痛的体质不能承受伯克利的繁重学业，我决定再次寻找缓冲地带，进入了难度较小的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国际金融
尽管在国内伯克利名气没有哈佛耶鲁大，大家也经常搞不清楚“分校”的真实含义，座落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是世界顶级的知名学府，在众多学科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这里的博士毕业生包括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和朱棣文以及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在这里长期工作的有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田长霖。在经济学界伯克利也是声名赫赫。我去之前伯克利就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在伯克利的六年间经济系里又有两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在伯克利六年的读书非常艰苦，好像又重新回到了高中时代。但这种高强度的现代学术训练确实使我脱胎换骨，获益良多。
金融风暴中危机和契机
在美国博士生假定是要以学术研究作为人生目标的，尽管一开始我的确如此考虑，但总觉得一辈子呆在学校或研究机构也太乏味。我在美国读书的七年恰好是华尔街金融业的鼎盛时期，而中国经济也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步入高速增长的时代，客观上这为中国人加入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2006年春天我博士毕业，加入美林证券位于香港的亚太总部的研究团队。美林证券总部位于纽约，是华尔街历史最悠久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我加入美林时华尔街的金融泡沫正是最为膨胀的时候，也是有史以来华尔街最严重危机爆发的前夜。2007年夏天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开始爆发，2008年九月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全球金融系统陷入崩溃的境地，全球经济几乎瞬间陷入衰退。2008年9月，饱受次债问题打击的美林证券宣布被美国银行收购，从此结束其将近一百年作为独立投行的历史。其后美林和美银开始重组，我的大量同事被扫地出门。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全球复苏的希望所在，我不仅得以留任，而且开始执掌美银美林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底，在一片悲观情绪中，我力排众议，预测中国经济在全球最先复苏，并能在2009年维持8%的增长。其后我的一系列的精确预测和分析使我能够在金融界站稳脚跟。2011年的全球最权威的机构投资者排名中，我已经能超越众多入行多年的资深经济学家，在所有亚太区经济学家中名列第三。
（陆挺，男，1974年12月6日出生，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1993年从我校毕业，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美国银行美林证券，担任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全球研究部董事，特许金融分析师（CFA），2010年被国内著名媒体第一财经评为年度最佳预测分析师。在2011年的全球最权威的机构投资者排名中，超越众多资深经济学家，在所有亚太区经济学家中名列第三。美国银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 旗下的美林证券是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