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
——我
陈公宪
百年校庆在即，我很想为袁谨老师写点什么，但一直踌躇着。假如写他的语文教学艺术如何臻于“化境”，如何赢得学生的激赏，则难免有人云亦云之谦，而人云亦云不是我的风格。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终于决定来个“位移”，让他走下讲台，写些他讲台下与我交往的琐事，这样，读者可能还有点胃口。
一
1961年我初到海门中学时才二十三岁，那会儿袁老师也不过四十小几，我记得是由顾明章老师引见的。袁老师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讲话时总带着笑意，很有亲和力，不像某些人那样，脸冷冰冰的，看上去就像冻肉一样。
袁老师是我们语文组副组长兼高三备课组组长。说是高三备课组，其实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大概两个人在一起研究问题叫“商量”，三个人以上才叫“讨论”，所以备课时他喜欢用“商量”这个词儿。有一次他对我说：“小陈啊，《屈原列传》里有个字，怕你不在意，我看要商量一下才好。”原来，第二段写楚怀王让屈原起草宪令，屈原拟好了草稿，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这“夺”字，课本上没有注释，怎么解释，要商量。我不假思索地说，“夺”就是夺取据为己有。袁老师摇摇头，笑道：“上官大夫再妒能嫉贤，也不至如此明目张胆。你还是查一下《辞海》吧！”一查，才知道“夺”还有“改变、改动”之意。原来他早已查过了，为加深我的印象，对我“引而不发”，让我自己查，可谓用心良苦。
当年海中语文组，完好无损的《辞海》只有一部。没有规定它一定要放在哪里，但我在袁老师案头总能看到，因为他每天都要查好多次。别的老师拿去后，都会习惯地放到袁老师办公桌上。他常对我说：“查工具书，不是不自信，而是为自己负责，为学生负责。”这使我从恍然中钻出一个大悟：他有强烈的责任心。
《辞海》有好几万字，不是按音序排列，而是按部首排列。汉字字形千变万化，有字归哪个部首，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说，查起来比较困难，但袁老师却显得游刃有余。他对《辞海》的“腑脏”了如指掌，对它的“规律”烂熟于心，所以查起来就像瓮中捉鳖。我有时查字怕烦，请他代劳，他也会饶了我，不过他还是希望我自己动手。
在袁老师的影响下，我也逐渐养成了查阅辞书的习惯。“文革”那阵子无书可读，有些人靠整人、斗人、打人过日子，而且乐此不疲；而我却在从事“贱役”之余，断断续续地把《现代汉语词典》读了一遍，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使我如痴如醉，这为我后来“笔耕”奠定了基础。
二
袁老师在语文组虽是“副手”，但组内教学研究主要还是他负责。因为研究教学问题似乎不是“正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研究人。
众所周知，语文教学问题相当复杂，常有争论，但我欣赏袁老师的创见和独见，他许多提法都给人全新的感觉，显示了良好的思维品质。但他从不张扬，还经常向别人讨教，因此我很想把郑板桥那副“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的对子移赠给他。当时我初出茅庐，不曾经受历练，一上来就执教高三如何使得？这好比自己刚学过“人之初”，就转过身来教人家“性本善”，底气明显不足。幸好袁老师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我就不拘礼数，经常请求他把备课笔记给我看，把练习题给我看，把批改过的作文给我看，我要学习他的语文教学思路和作文教学理念。袁老师绝不保留，很有风度，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
但袁老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他听课后对我说：“你的板书潦草不规范，‘品’字怎能画三个圆圈了事？‘北’字应该先写一竖，你却先写一横，不对。你要学生认真写字，自己先要做出榜样！”又有一次他听我讲《海瑞传》后，说我对“中人”一词解释不太准确，“中人”是宫中的宦官，说是“宫中之人”不太准。袁老师每一次批评指正，都使我获益良多。
袁老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却也能吸收我的某些“长处”。记得有一次备《涉江》一文，我把我国诗歌之父屈原一生的遭际归纳为四句话，每句四字。袁老师听了含笑点头，意把它写在备课笔记上，意思是也将讲给他班上的学生听。我惶愧莫名，但对袁老师越发敬重了。
海中有个老教师，退休后喜欢写诗。有一回，他把新作《春日偶成》（七绝）寄到语文组，请大家提意见。后来有些人（包括袁老师）就次韵唱和，这正是文人的雅趣。当时我对近体诗纯乎是个门外汉，不知天高地厚，竟也“和”了一首凑热闹，记得三、四句是“有缘得读偶成句，令我久吟胆剑篇”我把歪诗呈袁老师斧正，他将第四句的“久”改为“长”。他笑着说，“长”是平声，“久”是仄声，此处宜用平声。他又说，这道理一时说不清，建议我借一些研究声律的书看看。后来我看了才醒悟，都道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其实一句七个字中，前五个这不能只有一个平声，否则就犯了“孤平”的错误，而“孤平”是诗家之大忌，所以应该是“一三五有时也要论”。袁老师把问题提出，让我自己去研究，去探求，然后自己去做结论，他认为这样才会真正掌握声律。
我十分感谢袁老师把我领进门。到扬州后我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近体诗（七绝、七律），无疑要归功于袁老师当初的指点。
三
语文教研组和其他教研组一样，每学期行将结束时都要写总结，而总结又要在组内宣读，讨论通过，然后上交教务处。
不用说，总结多半由袁老师执笔。那天，他正在写着，突然抬起头悄悄对我说：“这次总结，要把你作为‘繁琐’的代表人物了，你不要不高兴，泼点冷水有好处。”我拿过来一看，他举的是我讲《席方平》中那段“判词”的例子，看着看着，我腋下出汗了。他写的完全是事实，例如“而乃繁缨棨戟，徒夸品秩之尊”，其中“繁缨棨戟”课本上已有注释，学生可以理解，但我偏要搞繁琐，说《左传·成二年》中曾写仲叔于奚请曲县繁缨朝见国君，繁缨即马饰。《前汉书·匈奴传》中“注”说，“有衣之戟曰棨”，就是外套的戟叫棨。戟棨都是木头制成的，后世又涂以“赤油”，王公以下通常用之于前驱，诸如此类，四个字讲了近10分钟，把文章思想内容搞得支离破碎，确实毫无意义。袁老师将我作反面分子公之于众，自然完全出于好意，这也是他的责任，我没有异议。而且他事先告诉我要给我泼冷水，也是一种“关照”，让我有思想准备，从而进行自省或自讼，摆正心态。这种“人性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当年殊为少见。
1966年“文革”爆发，造反英雄以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隐藏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遭受公开的蹂躏，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不久，袁老师黯然离开海中，几年后我前行扬州，从此水阔鱼沉，但我依然想着他，想着我和他的那一段交往。
前几年我应学生蒋瑞详之邀到海门叙旧，袁老师到中海宾馆看我，我俩掏心肺，无所不谈，大快平生！临别时他送我一本专门研究海门方言的著作（黄山出版社出版），封面署名“袁劲”，而不是“袁谨”。不过我喜欢“劲”这个字。过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言行始终保持“谨”的状态，因为当时有一顶帽子叫“对现实不满”，戴上去就有苦吃。袁老师“谨”了半辈子，现今遇上了好时代，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心情愉快，想再为家乡做点贡献，耄耋之年还写书出书，真是越活越带“劲”，所以名字改“谨”为“劲”，当在情理之中。至于他自己是不是这么想，我可不知道。
2011年夏写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