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父朱建章
朱觉人
先父朱建章(原名朱鼎元)于1906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青龙港(斜桥镇)附近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在家乡一些小学读书。青少年时期(1922年9月—1927年7月)就读于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即通州师范学校。该校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独立完备的民办(私立)师范学校。系由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他力主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并身体力行，开创垦牧与纺织业，开办大生纱厂与通州师范，业绩辉煌，功勋卓著。我父亲从该校毕业后，在家乡一些小学任教，其中包括张謇创办的大生三厂职工子弟学校任教七年。抗日战争中家乡沦陷后，父亲在家务农(1938年10月~1939年7月)。1939年8月~1940年7月，在上海虹口区寿品学塾与上海私立秀实中小学任教。1940年8月~1941年12月，在海门县聚星镇小学任教。1942年1月~1943年5月，任东南行署督学、学区主任兼聚星镇小学校长。1943年6月~1944年6月，任东南行署文教督导员。1944年7月~1944年9月，代表聚星镇小学出席东南行署文教工作会议。1944年9月~1945年8月，任东南行署海中区文教股长。1945年9月~1947年1月，任解放区东南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总务主任，为该校创始人之一。1947年2月~1948年1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清剿”、“扫荡”频繁，区内学校停办，县委书记面令教师尽快找关系疏散，父亲遂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打埋伏去上海县题桥小学与慈幼教养院任教。1948年1月，根据党组织通知潜回解放区。后经本人申请，党支部通过，县委批准，恢复党组织生活。1948年3月~1949年1月，任东南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总务主任。1949年2月~1949年7月，任江苏海门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总务主任。此后又频繁调动，先后任南通县金沙中学校长(1949年8月~1949年9月)，平潮中学校长(1949年10月~1954年1月)、如皋师范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1954年1月~1958年11月)，如皋县江安中学校长(1958年12月~1965年1月)，江苏省如皋师范党支部书记(1965年2月~1971年8月)，主持领导各校党政及教学工作，为党和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革命与建设人才，真可谓弟子遍神州，桃李满天下。
一、接受党的教育，转变世界观。
根据父亲的回忆，他在青年时期，由于家境窘困，受家庭悲观情绪和旧教育制度的影响，他的性格内向保守，沉默寡言。读师范的后期，中国革命由于共产党的作用而出现了高潮，他也希望中国能改变混乱贫穷的局面，依稀模糊地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教中国，甚至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但“四·一二”事变以后，使他刚从北伐战争胜利迎来的欢欣，变为对革命的无端恐惧。认为凡是政党，都以争权夺利为目的，自己还是远离政党，独善其身为好。后来对共产党领导的通东地区的土地革命，以及通州师范内共产党人的活动及斗争情况，他一方面受到鼓舞，但也有所顾忌，远而避之。此后，出于对共产党的初步认识，相信抗日战争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多子女家庭的压力(当时已有5个儿子)，认为“非跟着共产党走，彻底改造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和家庭及子女的前途”。因此便于1940年8月，毅然决然地奔赴国共拉锯地区——海门县聚星镇小学任教，去寻找共产党。同年12月新四军进驻该区，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开始，学校由革命政权领导，父亲便愉快地融入革命队伍，开始从事革命文教工作和新的生活。但对共产党的认识，仍然还是初步的感性认识。1941年暑期，父亲代表聚星镇小学，出席了苏中四分区文教工作会议。会上着重学习研究了如何为抗日民主政治服务的方针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启迪，“真像在黑夜中看到了星斗，雾海中看到了灯塔，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于是在党组织的启发和教育下，父亲写了人党申请书，向党表明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不久就在南通二鸾小学里参加了人党仪式——这是新四军东进以后第一次在苏中四分区文教系统发展党员。接着参加了党训班，接受阶段、政党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父亲回忆说“这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他真正走上革命征途，提高了觉悟，鼓舞了斗志，树立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二、忠心耿耿，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父亲从通州师范毕业后，先是在家乡南通地区和上海市一些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在苏中解放区东南行署从事革命文教工作。1941年9月~1942年7月，父亲在担任海中行署督学(学区主任)兼聚星镇小学校长期间，我跟随父亲在该校读小学一年级。我们寄住在当地一个小学教师陈孔照先生家里。敌我斗争形势异常危急，日伪军经常进行“清乡”、“扫荡”。而我军力量还比较薄弱。共产党在聚星镇西北角的一个大宅子沙家祠堂仓(1945年曾为东南中学校址)，设有一个交通站，通讯员叫杨昌善(个子不高，大眼眼，理平头)，经常给我们传送情报。我们只要一听说“今天(晚)有敌情”，就马上开始“跑情况”，向北往解放区的纵深地区(陈孔照的亲戚家)撤离。记得有一次正值端午节，我们正在吃粽子，突然发现远处有一队敌军扛着枪下乡“扫荡”，于是我们立即丢下饭碗，向北撤离。当天还下着大雷雨，大人们拉着我的手猛跑，待到达陈的亲戚家时，我的一只脚是光着的，鞋袜早已跑丢了。大人们看了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敌人的凶残与野蛮，笑的是我当时的状态。后来由于敌我斗争环境险恶，而我年纪又小(8岁)，父亲只好托人把我送回老家去读小学。
我还记得在聚星镇小学读书时曾发生过一件小事：一天傍晚，当我和父亲及一位青年教师在操场散步时，一个学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突然把我撞倒。此时，那位青年教师立即上前指责他，同他吵了起来。而我父亲则上前劝阻，为那个骑车人开脱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刚学骑车，技术不熟练撞人的，应该原谅他。并劝他小心学，慢慢骑，防止路上摔倒或撞伤别人，那位骑车人听了心服口服地表示接受。从这件小事，可见我父亲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品格。
东南中学的前身为苏中“四联中”(1944年春~1945年8月15日)，是完全类同于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学校，其多数学生享受供给制待遇，实行军事化生活与管理，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学习政治文化，学校直接为军队与根据地建设培养和输送干部。学校创办时期物质条件很差，师生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很艰苦。吃是的粗粮(玉米为主)、蔬菜和咸菜，还得自己动手筹粮、磨粉做饭。炒菜经常缺油，有时在筷子上绑一块棉絮醮，点油擦一下铁锅就炒菜。睡觉没有床铺，就用桌凳搭床铺，或以芦芭代，或者干脆睡地铺，铺稻草麦秆。上课没有课桌和椅子，就用铺板或方桌代替，或者干脆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以双膝当课桌。条件虽然简陋艰苦，但学生报名的积极性却很高。因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都知道，东南中学是革命的学校，到东南中学就是参加革命。前来报名的学生大多数是穷人的孩子，其中不乏失学在家、年龄偏大的孩子。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学习的积极性普遍很高。学生的吃穿用都实行供给制。当时我父亲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兼总务主任，安排照顾好这些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把他们培养成人，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输送干部，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而且父亲本人出身贫寒，一生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富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这些穷人家的孩子爱生胜子，呕心沥血，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有的孩子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我父亲每每慷慨解囊，拿出自己有限的津贴，帮助他们解决理发问题。
我父亲和陈象新校长在东南中学和海门中学，一直是老同事和挚友。两个老人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教育工作中，凝结了极为深厚的阶级感情与革命情谊。因此，在我母亲重病、父亲离休回家后，陈校长经常去看望他们。而当我父亲母亲，乃至我的大哥病逝之际，陈校长每每到达现场悼别，送他(她)们最后一程，真是感人肺腑!再有，陈校长爱生胜子的品德，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记得我在进行高中毕业考试时，得了急性痢疾，发高烧，上吐下泻。待到坚持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便躺在学生宿舍的上铺说胡话，把同住一室的同学们急坏了，就去报告陈校长。他立即决定把我送往海门县人民医院消化科住院，并去医院看望我，亲自向医生交待说：“我这个学生已初选为留苏预备生，目前正面临高考，你们设法用最好的药品尽快把他治愈。”于是医院用当时最好的进口抗生素盘尼西林给我消炎止泻，四天后我即出院回校，但身体十分虚弱，头脑昏昏沉沉，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海中，并开始了高考复习。为了排除各种干扰，提高学习效率，我每天带一张小矮凳和有关课本，去麦田里或岸边的芦苇丛中专心复习功课，结果高考成绩还比较理想，其中化学成绩按百分制得了98分，我被正式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对陈校长爱生胜子的深情厚意，我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当陈校长晚年病重时，我正作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与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常驻俄罗斯代表，在莫斯科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便让爱人龚学屏(海中1956届毕业生，后就读和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分配到核工业部工作)去海门探望陈校长。但等到我结束国外工作，我们两人再去看望他老人家时，陈校长已重度昏迷，不省人事。这是我终生的缺憾，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一片真情!
我父亲在海门中学只工作了半年(1949年2月—1949年7月)就被调任为南通县金沙中学校长。海中由沈斌老师任党支部书记。于是我又跟随父亲去金沙参加了第二次初中入学考试。开学后生活也很简朴，始终和父亲睡一个被窝。而且父亲在金沙中学仅仅工作了一个月，刚来得及摸清情况，理顺关系，又接到新的任命，去南通县平潮中学担任校长。父亲的工作如此频繁地调动，不允许经常把我带在他身边，于是只好把我留在金沙中学读完初一第一学期(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再转到海中插班读下去，直至高中毕业。后来我得知，父亲去平潮中学后又多次调动工作。
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父亲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调动?解放前后，先后在南通地区七、八所中学(师范)担任校长或中共党支部书记职务(兼总务主任)，我想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解放初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多所中学(含师范)百废待兴，十分缺乏师资力量，尤其缺乏领导骨干，而我父亲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其理由如下：
l、父亲毕业于张謇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独立完备的通州师范学校，终生从事中小学(师范)基础教育工作，属于科班出身，对学校的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招生标准、学生定额、班级编制、校舍教具、学校经费、管理制度等，乃至教育学、心理学都比较了解和熟悉，能够胜任学校的全面领导和管理工作。
2、父亲是个老革命，老党员，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东进以后在文教系统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又长期在解放区从事革命文教工作，具有很强的党性、革命事业心和责任心，又熟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社会政治军事斗争和劳动生产相结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抗大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能够正确把握办学的方向。
他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火线上入党的老知识分子，对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切身感悟，加上他那平易近人，与人为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民主作风，对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效果特别好。此外，父亲虚心好学、爱好广泛、对政治、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地理、历史、音乐、体育等都感兴趣。休息时，他经常一面哼着歌一面干家务事。在学校里只要一有空，他就去听取各科教师上课，边听边作笔记，学习各种知识，并与师生琢磨教学方法和讲课艺术，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自己还兼授生理卫生课。离休回家后，他还戴上老花镜拿着笔记本，系统地学习《中国近代史》，不断增加历史知识。他这种广泛的兴趣和虚心好学的精神，无疑对理解和贯彻执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有所帮助。难怪他在晚年重度昏迷的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地反复唠叨着：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已经确定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3、父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大公无私，忠厚老实，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举止行动，斯文稳重。说话慢声细气，面带微笑，总是带着商量的口吻，深得广大师生的爱戴。每逢调动工作，他从不讲价钱，从无怨言，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声令下，马上整理文件、移交工作，立即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每到一所学校，他都能独当一面，团结广大师生，开创新局面，以师表和楷模的形象与力量感染师生，建立尊师爱校、团结互助、热爱劳动，刻苦钻研、手脑并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校风、学风和教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守基础教育的阵地，既要使学生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品格情操，牢固地掌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又要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体魄和良好的视力，使中学(师范)真正成为学生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的摇篮，为今后走向高校，走向社会，成人、成才、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就这样，父亲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4、父亲无论走到哪里，都把爱生如子的感情和作风带到哪里。原如皋师范的学生陈炳山说：朱书记在如皋师范工作时，隆冬季节夜间经常到学生宿舍查铺。尤其对家庭经济困难，衣着单薄、被褥较少的学生倍加关心和照顾，总要摸摸他们身上的衣服，问他们冷不冷。晚上给他们盖好被子，唯恐他们受冻生病。原平潮中学毕业生，南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南通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溶泉回忆说：我原来是平潮中学的文娱骨干，有一次因在校排练文娱节目至深夜，朱校长怕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家不安全，就留我住校，同他睡一个被窝。此事使我十分感动，通宵难眠，久久不能忘怀!至今历历在目。
三、不徇私情，对子女严格要求
我们有兄弟六个。母亲陆慕莲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十分聪明能干。兄弟六人中除五弟因病早逝外，其余五人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和父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县(处)或团一级基层领导干部。因父亲长期在解放区从事革命文教工作，母亲始终一个人撑持着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种了几亩地，带领我们兄弟几个替地主、富农打短工，靠微薄的农业收入等苦度终日。母亲还制作粗布衣服和布鞋去卖，而我们兄弟几个下水捞鱼摸蟹也去卖，用以购买粮食吃。母亲十分贤惠，可以说是种田、家务、针线活里里外外一把手，植棉、纺纱、织布、裁缝衣服一条龙，俗话说“一朵棉花做到头”。办事干脆利落、雷厉风行。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还具有革命觉悟和正义感，大胆泼辣、机智勇敢，经常带着我们的小弟弟吉人，以回娘家探亲的名义去解放区探望父亲，支持革命。1944年~1945年间，母亲曾带领我大哥作人和家乡的有志青年，数次通过青纱帐，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去解放区参军参干。后来他们都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为县团级或地师级干部。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海中读初中时曾积极报名参军参干，准备奔赴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线，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我母亲为我赶制了新衣服、新鞋子，来校为我送行。并按学校安排和要求，配合数学老师陶秀文，一起做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动员更多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那次，我母亲还在全校师生抗美援朝动员誓师大会上讲话说：我丈夫朱建章是革命的，大儿子朱作人也是革命的，我这个三儿子朱觉人我也要送他去革命!她的讲话，获得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那次我因年幼体弱未获批准而大闹情绪，后经教导主任沈斌老师开导，情绪才稳定下来。
我大哥朱作人十三岁(1944年)就跟随父亲参加革命工作，一面当父亲的通讯员，一面在东南中学读书。1946年秋，解放区发动大参军运动，大哥在父亲的启发教育下，第一批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6岁)，194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军前后历任东南行署海中区通讯员，海东区游击营二连与华东野战军某部八连文化教员、炮兵连副指导员、防化兵连指导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兵指挥部作战参谋、营参谋长、团副参谋长等职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过粟裕将军领导和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的多次战役，以及淮海、渡江、上海战役和福(建)厦(门)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为革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经历了艰苦卓绝、严酷斗争环境的考验，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建功立业。195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历任南通制(农)药厂厂长、党总支书记、南通医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直至1991年10月离职休养，为南通医药事业的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哥朱建人从小去上海学徒。解放后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积极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锻炼成长为上海黄浦区副食品公司党支部书记。
我跟随父亲上学一共有两次机会，第一次是在聚星镇小学读一年级。第二次是初中一年级，我先考取海门中学，后考取金沙中学。早在1948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时，父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家里生活很困难，我只好停学在家务农。海门解放后，我和母亲去海中探望父亲，他问我今后想干什么?我说想上中学读书。他说：“那你就抓紧复习小学功课，准备入学考试。”于是我就在海中开始复习功课。但有一天早晨起床晚了，就给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这个样子还想上中学呀，·你不要以为我在中学当领导，你就可以不经考试或考试不及格就能上中学。告诉你，如果考不取，你还是回家去种田。”父亲这种严厉的态度和严格的要求，使我望而生畏，被骂得直哭。从此以后，不敢懈怠，更加起早贪黑复习功课。入学考试之前，父亲随手拟了几道算术题和一个作文题目让我做，结果算术得满分，作文可得85分。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看来这个孩子的文化程度还可以，考取中学有希望。”记得有一天下午，从东南中学来的哥哥姐姐们在一个教室里唱歌跳舞，我耳闻目睹他们嘹亮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和“丰收舞”的动人乐曲与优美舞姿，深受鼓舞，便用父亲的纸笔记下了“丰收舞”的乐曲(简谱)，父亲看到后，更加高兴地说：原来你还懂点音乐啊。后来海中招生考试中我被正式录取，父亲却接到新的任命——去南通县金沙中学任校长。于是我只得跟父亲去金沙再次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取后开始上课，每天与父亲睡一个被窝。哪知一个月后父亲又接到新的任命，去南通县平湖中学当校长。而我只得留在金沙中学读完初一的第一学期后，转到海门中学继续读初一下学期，直到高中毕业。在海中的五年半时间内，我不仅认真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门知识，并积极参加文娱体育活动。1951年寒假，海中组织了一个文工团，由音乐老师徐集西带队，去聚星镇等地演出“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剧目。配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宣传。宋匡才等高年级学生担任主角，我们年纪小，担任配角和打腰鼓、跳舞、造声势。此外，在海中学习期间，我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担任社会工作，曾任少先队大队长、团总支委员、学生会主席和海门县学生联合会主席。1953年，曾代表海门县出席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毕业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留苏预备生，高考后被正式录取，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后，去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核燃料(铀矿)地质勘探专业学习，学制六年。毕业归国后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为核工业部)北京第三研究所工作，后调往基本建设工程兵铀矿地质部队工作，先后担任研究所课题组长、师部技术参谋、师研究所总工程师。在此期间，发表了一些论文及研究报告，并有一些著(译)作，由我国《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发行。1985年担任核工业南京272地质大队大队长、核工业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独立主持了这个县团级事业单位的领导管理工作和“军转民”，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2年起担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常驻俄罗斯联邦代表、中俄两国原子能部合资《深圳CRN高科技工业园》副总经理(公司董事长为两国部长)，广泛参与两国，两部的科技合作、人才交流、经贸洽谈、合资合营等各项工作，陪同部局省市领导和各种专业代表团，访问俄原子能部机关，厂矿企业、研究院所和一些民用农工商贸企业，担任各种专业技术和商务谈判的首席翻译。为发展我国原子能工业，促进中俄两国的友谊、合作与交流，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作出了微薄的贡献。
1994年9~10月间，带领上述合资企业代表团访俄，商谈公司建设问题。1994~1995年在连续两届“上海工业装备与成套设备国际展览会”上，受聘担任俄原子能部展览团首席翻译，负责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和谈判签约翻译工作。
1994年12月，担任中俄两国经贸洽谈会首席翻译。
1997年7月~2002年8月期间，受江苏国防集团聘请，参加俄国由《世界银行》贷款投资的3个建筑工程项目(两所中学，一个医院)的承建工作，担任项目经理。并在六所高校作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巡回报告，并在俄报刊撰写文章，宣传中俄友好合作，获得好评。
四弟朱亚人海中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影响和号召下，积极报名参加上海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安干部学校，先是担任公安民警，此后一直在公安及政法部门工作，成长为南通市人民代表大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副处级，现已退休)。
小弟弟朱吉人1955年海中初中毕业后，转学去三厂中学读高中，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高中毕业时，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正蠢蠢欲动，企图借助美帝国主义的第七舰队和海军力量反攻大陆。苏修集团也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对我国实施核攻击。当时正值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逢苏联逼债，形势十分紧张。在此情况下，吉人在父亲和家庭的影响下，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参加高考深造的机会，直接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并很快成为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个人，随后被提拔为团警卫排长、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长。1970年10月因身体原因转业至南通市城中区(后改称为崇川区)区委工作，任组织部副部长，后提拔为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区委副书记兼人大副主任(正处级副主任)，现已退休。
四、艰苦朴素、保持劳动人民本色
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是十分艰苦朴素的。革命政府财力有限，只能管干部职工和师生的生活。此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待遇。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也只能发点粮食(称公粮)。1949年初春海门解放前夕，父亲已和家里失去联系近一年时间，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几近断粮。母亲让我(15岁)和弟弟亚人(13岁)推着独轮车去海门寻找父亲。如果找到，就要点粮食回家。幸好我们顺利地在海门中学找到了父亲，并要到80斤玉米籽，高高兴兴地推回家，解决了燃眉之急，全家皆大欢喜。因为父亲还健在，而且已经回到家乡，大家为家庭的完整和团圆欢欣鼓舞!而我和亚人则因为出色地完成了父母交给的任务，感到自豪。
解放后，父亲在南通地区多所中学(含师范)担任校长或党支部书记职务，待遇有所提高，但五十年代初期的工资还是以实物代替的——发点粮食，称为“公粮”，主要是玉米籽。1954年正式实行工资制时，父亲的工资提高到了100多元(行政十四级)，但解放后他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平时一直在教工食堂吃集体伙食，只有来客时，或者我们和母亲去探望他时，才自费请食堂炒几个菜招待我们。他的衣被鞋袜破了，总是戴上老花镜，拿起针线自己缝补。1971年8月份，由于母亲病重，父亲离休回家照顾母亲，仍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夏天天气炎热，就用芭蕉扇扇风降温，连一个电风扇都不买，唯恐脱离农民兄弟，尤其是贫下中农。
1982年春节期间，我和龚学屏带着两个孩子从成都部队回家探亲，在南通工作的兄弟几家及侄儿女们一起回海门农村老家过年。大侄子朱涛把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带回家收看电视节目。当时因为电视机刚出现，周围的邻居十分好奇，每天吃完晚饭便集中到我家来看电视节目，父亲教导我们要热情接待，礼貌相待，给邻居安排座位，端茶送水。晚上把全部座位让给邻居坐，家里人只在白天收看，我们一一照办。由于父亲始终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邻里中发生了什么问题，都要来请教他，听听他的意见。附近有些邻居家里孩子多，经济困难，青黄不接之季，生活拮据，父亲知道后，总是主动借贷，不计还贷日期，甚至无需偿还，邻里众口皆碑。原单位的老同事、老战友们，逢年过节都要来看望和慰问他。
参考文献：
l、《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备考》王玉良．《张謇研究》2010年第3期
2、朱建章：《我的世界观转变》，《教育工作回忆》袁进迈等编1997年
3、《东南两校史编》黄善祥编．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