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陈象新校长
陈公宪
我和陈象新校长初次晤面是在1961年秋季开学前夕。那时我23岁，是读中文系的，大学刚毕业，奉命去海门中学校长室报到。笑着跟我握手的是一个眼睛灼灼的中年人，络腮胡子好象刚刚刮过，溜光的下巴像青鸭蛋一样。
“你是陈公宪同志吧？我是陈象新。前几天就知道你要为了，欢迎！欢迎！”
没有多余的客套，单刀直入：“我们研究过了，让你教高三两个班语文。”我既讶异又惶恐，就像在师傅身边学艺刚结束的小剃头匠，第一次给人刮脸就碰上个大胡子，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毫无经验，希望能从初一或高一教起。他笑道：“别推辞，就这么定了。甲乙两班由袁谨老师上，丙丁两班归你。袁老师经验丰富，有什么问题可向他请教。”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大胆地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推上第一线，据说在海中殊为少见。这是赫赫有名的省重点中学，我这个刚走进校门的稚嫩书生，怎能承担这个重担？我自知是一道源头枯窘的溪水，不可能有什么壮观的波澜，但却被陈校长相中了。他的大胆决定，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有心培养年轻人，给年轻人提供一个锻炼的提升的平台；为此，他还让一位学养丰厚的老师指导我。于是我感动了，除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外，别无可言。
开学第一天，我走上讲台，却吃惊地发现陈校长坐在后排听课，我的心骤然紧缩。虽然我备课绝不苟且，教学程序胸有成竹，但有个大人物坐在后头又听又记，我仍感到极大的心理压力。我努力让自己尽快镇定下来。我要感谢那些年纪比我小三四岁的学生，他们的热情配合，协助我完成了第一次教学任务。
当天下午，陈校长找我，拍着我肩膀说：“课上得不错，学生很欢迎。只是有些考证似乎没有必要，如‘沁园春’这一词牌的来历就不必讲，‘风骚’的来历也不必讲那么多。讲什么，不讲什么；多讲什么，少讲什么，都应依据教学目标周密考虑，不能随意。好好干吧，我相信你。”语气是那么温和，态度是那么诚恳，确实使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假如说我后来多少还能为海中高三语文教学做出点贡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校长对我的扶掖与激励。
那年代，学校和其他单位一样，用人奉行“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大抵都不吃香，而陈校长却注重教师本人的道德学问。诸如姜子敬、陆子游、蔡锡纯、王子丹、袁谨、胡新等等，都被重用，都是“把关教师”。海中这些宝贵的人才资源，陈校长是很珍惜的，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十分关心。当时南通地区有些学校的领导对此类教师进行“冷处理”，甚至视为异类，使他们“望望然欲哭向南山”，结果教学质量深受影响。陈校长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里能坚守他的用人理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在后来“文革”中，这却成了他“重用牛鬼蛇神”的罪行，受到残酷的批斗。
海中规定周一至周五学生都上晚自习，教师也都要到办公室备课或批改作业。到时，陈校长会认真地巡视各个教室和办公室，维护制度十分严格，有什么情况都及时处理。他的有效管理，使遵纪守法成了师生的自觉行为。从早到晚，他总在忙着，该做的都做，该讲的都讲，可谓夙兴夜寐，公而忘私。他那布满颏颊的大面积的浓密粗黑的胡子茬茬，经常忘了清理，难怪后来红卫兵给他个“坏板刷”的绰号。他平日两眼熬得红红的，嗓子惯常沙哑。诚然，那年头地主家庭出身的陈校长，日子并不好过。他在昂首挺胸挥洒自己言论的同时，不能不顾及那条无形的精神锁链，有时甚至还运用空洞的却是时髦的政治语言，使人窥见他痛苦的难以平复的矛盾心态。
但无论怎么说，陈校长还是比较理智的。
有一件事情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陈校长为了减轻我的负担，让我每班抽出20本作文让启东那位退休在家的沈云鹤老师帮我批改。作文由传达室寄给他，到时他再寄过来。有一回，沈老寄件时附上他写的一首《春日偶成》的近体诗，写的是他在家批改作文的乐趣，要我转给陈校长看看。此诗很快传出，校内外许多文士都步其韵而和之。沈老得知后，希望陈校长也来一首。但据我所知，在后来油印成册的许多“和诗”中，并没有陈校长的大作。我想，凭陈校长的文学底蕴，写一首小诗应是易如反掌，而且其精思妙悟必有独到之处。但他婉拒了。这大概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简言之，这种墨客骚人茶余饭后的“韵事”，极易引起另类的解读，极易惹火烧身，所以宜乎谨慎。这使我看到了作为旧知识分子的陈校长的压抑与无奈。
陈校长确乎是“谨慎”的，但无论怎样谨慎，他都难逃“文革”那场劫数。
海中某些教师，多半出自“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文革”伊始就显出造反英雄的本色。陈校长立即成了海中死心塌地实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魁，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峨冠。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英雄们的弦箭文章令人心惊肉跳，其措词之尖刁，论断之霸蛮，都是见所未见的，而深文周纳的解析更是置人于死地。陈校长就像过昭关的伍子胥，一夜之间两鬓飞霜。
我们能不能这么说，“文革”作为一次社会实践，还是有它社会学上的意义。许多事情平时看不到的，此时看到了；许多话平时听不到的，此时听到了。这种社会现象，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和评价。造反英雄们未必真的都对陈校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但在险恶风波中，为了生存自保，他们必须这样作秀。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从骂人斗人中体验从未体验过的快感，也匆匆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几年后事实证明，当初那么恶狠狠地批斗陈校长的好汉，见到“平反昭雪”后的陈校长时，笑得比谁都灿烂，腰弯得比谁都低，声称自己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而陈校长则总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多说什么。
话再说回去，经过大会小会反复批斗后，陈校长终于成 了海中牛鬼蛇神劳改队中的一员。该队主要成员都是骨干老师。当时校内有数顷菜地，锄草、松土、种植、浇水、施肥，都归劳改队；学校四处都得打扫，不用说，劳改队包了；运粮、运煤、运砖、运桌椅、运毛竹等等，自然是劳改队的份内事。陈校长“劳改”特别投入，确实是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虽说干得汗涔涔的，但两眼依然溢着笑意。他没有“罪”，但造反英雄硬说他有“罪”（如：重用牛鬼蛇神啦，智育第一啦，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啦，等等），听多了，于是他也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于是就卖力地从事劳动改造了。他主动去青龙港拖毛竹，来去几十里不叫苦，便是明证。
1968年冬天出奇的冷。有一天薄暮，大雪纷纷扬扬，牛鬼蛇神们被关在实验楼后面的一茅屋里剥蓖麻籽。他们事先搬来一张弃置的乒乓球桌子，再在桌面上铺上报纸，然后围坐着剥。在秋天就已晒干的蓖麻果上面长满刺，稍不小心就会刺破手指。剥着剥着，一位女教师说要上厕所，就出去了。随即便有几个红卫兵来监督劳动。他们转了一圈后来到陈校长身边，问：“你隔壁的位子怎么空着？”得知原因后，一个红卫兵冷笑道：“懒牛上场屎尿多！”接着他凑近报纸一看，忽然大惊失色，嚷道：“反了！反了！陈象新，你右边这张报纸上毛主席宝像的眼睛是你戳破的了吧？快说！”这还得了，有意刺破宝像的眼睛，罪莫大焉！当时陈校长只要说一句“是那个女教师在捋蓖麻果时无意弄破的”，便什么事都没有，但他却承认“是我不小心弄破的”。红卫兵吼道：“你仇恨毛主席！你这个现行反革命！”于是被扭到司令部。椐陈校长后来的讲述，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遭到拳打脚踢，要他跪在毛主席宝像前请罪，接着又给他剃了光头，再满头满脸涂上浓黑的油墨，说这是“黑帮分子”的下场。深夜，他被拖到办公室附件的雪地上，一条粗铅丝往他脖子上一绕，铅丝的两头各由红卫兵牵着，要他说“我反对毛主席”，不说就勒死他。他知道这句话是万万讲不得的，他最终没有讲。旋即，只觉得铅丝勒紧，接不上气了，身子一歪，躺在雪地上。天亮之前醒过来，没见到一个人，他就踉踉跄跄地到池塘边洗脸洗头。油墨本来就难以洗净，又是冷水，所以头皮脸皮都抓破了。
为什么要代人受罪呢？他说：“她是个女同志，又有病，进劳改队后情绪不稳定，肯定承受不了，可能会走向极端。我身体总比她好些，她能平安，我都无所谓了。”
陈校长舍已救人的事迹，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因为他从来不说。
日子悄悄地过去了。“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春天我调到扬州工作。不久，陈校长率领部分教师到扬州参观学习，让我到他下榻的招待所找他，顺便聊聊。我是“未语泪先流”，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说：“放你走，我很后悔，你还是回海中吧，现在海中跟当年不一样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只要能办到的，都会努力办到。”经历了无数劫难之后，他依旧记着我，这使得我泪如泉涌。但我终于还是拂逆了他的美意，仍然留在扬州。
海中90周年校庆时，我应邀去参加庆祝活动。陈校长已经垂垂老矣，走路要人扶着，神情有些木然，但见到我时，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嘴唇颤抖着，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他衰弱得不能说话了。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与最初晤面一样，都使我终身铭记。
对于陈校长其人，过去海中有不同的议论，而我对他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也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但这绝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我感谢他对我的培养。我到扬州后能在教育界、新闻界枉负薄名，绝对与陈校长当初对我的培养分不开。在海中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我特地做了一篇忆念他的文章，其中深意，恐怕只有我一个知道了。
（陈公宪，1938年生，1961年毕业于南师大中文系。1961年至1977年初在海门中学执教语文，后调至扬州。曾担任扬州市语文教研站站长、扬州市中考语文命题组组长、《扬州日报·教育周刊》特聘编辑、《全国学生优秀作文》扬州版副主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