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先生张家鑫

思念先生张家鑫

　刘  烜/文

　　

我有幸师从张家鑫先生，那是将近六十年前的事了。1953年，江苏省海门中学迁到现在的新址，我上高中一年级，张先生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样的安排，当时称他为“骨干教师”，又称“把关教师”。

　　张先生惯常穿一件咖啡色的夹大衣，到了寒冬，他加上小棉袄，外面依然套着那件夹大衣。他脸色红润，讲话声音有力，很有底气。第一次进教室，他笑眯眯地向我们宣布：“我就是张家鑫。”亲切自然。由于年龄和个性关系，张先生并不和我们一起打球或长跑，他的亲切自然，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一种对人生的自信。第一堂作文课，他先在黑板上写了题目：“我们的新校舍”，然后加以引导：从旧校舍迁到新校舍对比鲜明，和下一届在这里报到的同学感受不一样。况且，我们参加搬校，我们种树、修操场、整理环境，要写出“我们的”三个字，年轻人要求新向上。听了他的提示，同学们心里顿时觉得有不少可写的，顺利地进入了他的教学境界。其实，张先生也是刚调到这个学校来。他对作文的批改很精采，不但改字改句改段，还有眉批和总批，加上墨点、墨圈，使一篇作业成了写作教材，同学们经常互相传阅。

　　新校舍中的新气象，也突出表现在张老师主讲的语文课上。那时，每课语文都由老师编写出辅导材料，进行全面分析，总结了讲课的内容，使同学们对文学作品的印象式感受上升到理论上的分析。这些材料是油印的，由最擅长刻印的老师刻蜡版，印得像艺术品，使我们学习兴趣大增，成绩明显提高。同一年级三个班的三位主讲老师能通力合作编出一整套高中语文辅导材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十分难得的学术成就。

　　张先生当班主任，经常到教室里来。他主持班务，公开直接地面对每一个同学，从来不开学生干部会层层下达指令或听汇报。张先生很重视指导我们订学习计划。订计划是当时的风尚，全校学生手上都有一本“学习计划”，每周一页，形同课表，自己填写，诸如预习、复习、看课外书统统填上。张先生反复宣布他的理念：“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就要从订学习计划做起”、“要做生活的主人”。学习计划上有一栏“每周小结”，他启发我们：“你觉得有什么进步，要认真总结，发现自己的进步可不是容易的。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张先生对作文精批细改，对“计划”却强调自主。他不检查，也不派人去查。只是说，提倡同学之间多交流。让人感到，在张先生心目中，学习计划近于日记，尊重学生的自主。他引导我们领悟人生的意义，是与注重培养人的独立人格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他多次提出计划要留出机动时间，以应付临时的小测验。他说：“没有计划就盲目，订死了计划也盲目。比如下棋，对方跳马吃炮，你应该出车去保。动作一慢，损兵折将，全盘皆输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有一次，班上同学在自习课上因为小事争执，不少人站了起来。忽然见张先生拿一叠作业本进教室，叫大家坐下来发本；发完本小事不议而平。事后有同学问张先生怎么知道教室有动静，张先生平静地对大家说：“我的办公桌就在前排屋子里，正对你们的窗户。你们一举一动，我看得一清二楚。”大家顿时信服。其时张先生的公子也在本校就读，作为父亲的张先生，办公桌不对着自己的儿子，而守望我们这个班的每一个窗户。不过，我想张公子的窗户定然另有老师在那里时刻守望着的。静静的守望才是真诚的爱。正是老师们可贵的献身精神在哺育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长。

　　一次，我在学校图书室借书，巧遇张先生，连忙请他一起排队，就聊起来。当时新小说特受欢迎，老师借期一个月，学生仅两周。张先生问我是否能看完，我不知深浅地胡侃：“周六开个夜车，周日闷一天，基本翻完。”张先生微笑不语。待我借完书出门，张先生却仍在门外等我。张先生问我是否知道看小说要“三慢”，我确实闻所未闻。他便解释：“重点描写处慢看，情节高潮处慢看，人物命运转折处慢看。”我当即低下了头，顿悟自己自鸣得意的浅薄。张先生并不训斥我，而是宽厚地继续讲他的思考。他教育我的不只是知识和经验，更让我明白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含义。

　　面临填报高考志愿，张先生常在讲台上改卷子，类似现在所谓的“现场办公”。我去征求张先生意见时，他首先问我老师们是否有什么建议。我告诉他，物理老师邵志冲先生建议我考虑学数学，他认为浙江大学数理基础学科水平很高。后来我想报文科，张先生也支持。我问他我能不能报外交学院，因为我很景仰周恩来的风采。他表示最好不选，“搞外交外语要特别好，口语更重要，家庭背景要好。”最后的倾向是选新闻，学校选了复旦和北大。我妈妈怕北京太冷，离家又远。张先生听了笑着说：“北京是首都，会冷到冻掉耳朵吗？不会的。不过，你妈妈好意，值得尊敬。”这样，顺利填了表。不过临到交表，还是改选了北大，心里想出去闯闯。结果，北大中文系录取了我，因为那时北大没有新闻系，它只是中文系内的一个专业。有了确讯就去报告张先生，还说远走北京，怕妈妈不高兴。张先生安慰我说：“考大学的目标是考取；考取了就皆大欢喜。不过，你可以写个信安慰老人。”我们那一届高中考取北大、清华的三个同学都是张先生班上的。他心里定然很高兴，不过说话却分外平静。我问他有什么事要办，比如买参考书。他推辞说：“你到北大会非常忙，明年校庆别忘掉写信。”我回家就遵嘱在妈妈给我新做的布鞋里塞一个纸条，上面写了几行新诗，开头和结尾都是：“我穿妈妈做的布鞋闯天下，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开红花。”我以变魔术方式取出来，妈妈一看，忽然流下眼泪，我慌忙去取手帕。哪知妈妈突然挺起胸说：“你放心，我见过世面，祖上闯过南洋。明朝我笑着送你上大学，只送到你门口，由你爸爸送你到桥头。”这是妈妈憋在肚子里好几天的话。我顿时感到震撼，我有一个很有豪气的好妈妈。同时，心里由衷感谢张先生。其实，师爱和母爱是相通的。

　　离别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帮我将历年的成绩单订在一起，上面有张先生写的评语，又帮我将历年的作文订在一起，上面都有张先生的批语。由我亲爱的妈妈一直保存下来，直到今天。六十年岁月风云变幻，稍纵即逝，世界上永恒是不存在的；但是，接近永恒的是一分对张家鑫先生的思念。　　

（作者系我校1956届校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家鑫、袁世迈、袁劲、刘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