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黄国昌先生
施冠千
百年海中多名师。黄国昌先生是五十年代海中的一位名师，也是我永远缅怀的恩师。
一九五五年，我有幸考取海中，编在高一丁班。执教我们语文的就是黄国昌先生。适逢语文教材改革，语文课教材文字与汉语分家，篇目以文学史顺序选编经典名著，开篇是《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黄老师声情并茂地示范朗读在教室里回荡。从此，我们开始与古老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结缘，与身材高挑、嗓音宏亮的黄国昌先生结缘。
黄国昌先生的教学水平很高。他教课灵活自如，游刃有余，往往师生互动，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我至今还记得他教《童区寄传》这篇文言文，学校领导和许多同事都前来观摩。一般老师总会怯场，效果并不理想。但是，黄老师泰然自若，或铿锵范读，或难点释疑，或巧妙提问，或点拨启发，师生互动环环相扣，只一节课就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出色达到教学目标，博得大家的一片赞扬。
黄国昌先生语文教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摈弃千篇一律的刻板僵死的教学模式，不爱喋喋不休包办代替的串讲和空泛分析，而是想方设法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动脑钻研课文，探索作者思路脉胳，体会意境，理解内涵。有时，他甚至把有些名家对课文的不同解读罗列出来，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比较，见仁见智。我记得教材中有一篇鲁迅的著名小说《药》，结尾处有一只乌鸦鸣叫飞出坟地的细节，以文艺理论家李何林为代表的“索隐派”认为“乌鸦”象征革命，而另一些学者认为鲁迅在这里纯粹是为了渲染一种寂寞悲凉的气氛。我不同意前者任意拔高鲁迅小说主题，凭空挖掘所谓“微言大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后者，是小说的氛围描写。我的认识得到黄老师的首肯。黄老师那种灵活多变，善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使我对语文学习兴趣大增，得益匪浅。
害怕写作文是学生的通病，黄老师当然了解学生的心理。他注重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往往命题作文与自由命题相结合，或者一篇多题让学生自由选择，以避免搔首挠耳、搜索枯肠之差。他批改作文注意发现优点，那怕是一点点进步都要肯定和表扬。对较好的有独立见解的作文不吝高分。我记得写过一篇评析《严夏生与严监生》的作文，因剖析人物形象比较深刻恰当，竟然获得96分的高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此我似乎对文学评论兴趣不衰，情有独钟。对于作文中的缺点和不足，黄老师从不挖苦、嘲笑，使之出丑，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我的同桌爱好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但作文比较枯燥空洞，黄老师曾凑近他轻轻地说：“你的二胡演奏得那么优美悦耳，你一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作文不会写不好的。”把直白的批评化作委婉的鼓励和诱导，使我的同桌不像受到批评芒刺在背而是如沐春风，产生了写好作文的信心和决心，进步非常快。
五十年代的海中，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课上是师生，课外如朋友。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常常邀请各科老师在大操场上散步谈心，有时竟到老师的宿舍里聊天，无拘无束。一次我同黄老师偶然谈到副校长刘希简，我说刘校长不修边幅，落拓不羁，有时例行公事到教室里听教师上课，也往往打瞌睡，甚至发出鼾声，学生颇有微词。黄老师立即纠正我，说看问题不要表面化，不要拘泥小节；其实刘校长为人正直，很有学养，他看过的元代杂剧选集留有很多精辟的评注，非平庸之辈而能为。事实证明黄老师看人是客观公正的。五十年代后期粮食问题有点紧张，寄宿生打饭时有些牢骚。对此，刘希简校长在办公室通过延伸到各教室的广播喇叭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开宗明义地说：“我受学校行政委托，作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没有穿靴戴帽，而是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实话实说，我在海中三年里，听过领导报告不胜枚举，但像刘校长那样简洁精彩令人心悦诚服的报告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黄国昌先生是个博学之士，当时除了教我班语文，还教一班初中数学。这样兼教语数两门主科的老师在海中绝无仅有。因此我背后戏称他是“两栖教师”。他数学教得如何，我没有亲历不敢妄言，但可以肯定也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君不见他撰写于反右前、发表于反右后的国家级权威刊物《数学通报》上洋洋万言的教学论文《算术四则与代数方程的联系》，岂不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吗？
黄国昌先生出身农家，师母是个健壮朴实的农妇，他理所当然地了解和关注农村。出于这种关心，他把农业合作化、农民吃大锅饭而出现的负面现象鸣放了出来，结果在接着的反右斗争中以恶毒攻击农业合作化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分子”。据说他在批斗会上悔恨交加，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其实他又错了，“祸从口出”这句老话已经过时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是“右派分子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你什么屁也不放，人家照样可以加你“莫须有”的罪名。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学子竟然受到株连，被处以“操行丁等”、“留校察看”。文革结束右派平反，我们当年的受害者赴母校向陈象新校长讨个说法。陈校长坦诚地说：“那是为了弄黄国昌，学校没做你们处分档案，不关事的。”阿呀呀，“不关事”，说的倒轻巧，但实际上我们因此被拒绝于大学门外，至关一生的命运和前途。而你们为了“弄黄国昌”而置无辜学子于危境并且吃无反可平的哑巴亏，还耸耸肩膀推说“不关事”呢！
黄国昌先生在海中被“弄”了以后即被开除遣返农村老家“监督劳动”。农活苦累，年迈力衰，负病交加，于一九七七年春天离开了人间，他没有熬到即将落实政策重见天日的一天，令人扼腕叹惜。
黄国昌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应该感恩一辈子。但我对他没有任何报答，非常愧疚。回想当年，黄老师被划右派至开除期间，曾在学校饭堂劳动改造，整日拖着伙房的煤车弯腰屈腿吃力拉车，我们曾经打过几个照面，心想对他说几句宽慰的话而终于没敢说出，因为我是班级里“另类”，惶惶自危，怕被发觉吃不掉兜着走。我虽有苦衷，但毕竟与情理相悖。我很懊悔。黄老师知我喜爱文学，曾送我一套（前）苏联季莫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上中下三册的封面都有他的亲笔签名。这套书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课教材，非常珍贵难得。这是黄老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和勉励，也是最后的纪念。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当作“封资修”抄走了。为此我一直悔恨，为什么事先不未雨绸缪藏匿起来呢？现在虽然连最后一点的实物纪念也没有了，但黄国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在我的心里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作者系我校1958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