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学生时代
朱宏
1979年注定是我们这代人一生刻骨铭心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们都考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也就在这之前的两年，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一个同样的命运判决，上山下乡、插队入户，为此，末雨绸缪的父母早早为我买来了小提琴和画画板，逼着我学拉琴和画画，这些在现在看来是素质教育一部分的东西，在当时学习的目的却只有一个，下乡以后可以进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一名宣传员，这样就能够逃避繁重的农活，这是我父母最早为我设计的职业生涯，而对当时无法抗拒的命运安排，除了这些他们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幸运的是，当年靠自学学到的一点点艺术的东西，对我人生的审美取向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从此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在大学里还被当选为文艺部长，这或许都是占了当年“素质教育”的光。现在，每每看到我女儿弹奏钢琴．我还经常洋洋得意地在她面前自夸，你的这些音乐细胞都是遗传我的。
前两天去外地小差，在宾馆里看凤凰卫视纪念陈景润的纪实短片，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当年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多么感人，优美的文笔、催人奋进的事迹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不分昼夜地学习，恨不得自己在一夜之间能成为像陈景润一样的大科学家。我们的老师也在用一种最直接、最富有哲理的话在激励我们：“能不能考上大学关系到要不要把‘麦稀袋’‘杜米稀袋’(大麦、玉米，当年农民吃的粗粮)扔掉的问题”。我当然不喜欢‘麦稀’、‘杜米稀’，所以我也暗暗使劲，一定要考上大学。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每天早晨吃的早饭就是麦片‘粥’也就是当年的‘麦稀’，青年时代极力要扔掉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挚爱，这或许再次应验了天地轮回、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道理。
高考就要来临，老校长陈象新为我们做动员报告，他像是一名出色的心理辅导员，告诫我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管今后是生产还是升学，都是革命的需要。这使我想起两年前去女儿学校开家长会的情景，同样是高考前的动员，上海复旦附中的校长很严肃地为我们学生家长上了一课，从如何改善孩子的营养，如何进行思想上的疏导，如何保证孩子足够的睡眠等等作了详细的指导，我当时感觉到身上有千斤压力，万一女儿考不好，怪罪起我们的后勤工作没有做好，这如何了得。但当时我们的校长这样讲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大多数同学的命运就是去生产，我深知这里的生产就是种地。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我要选择升学。
幸运之神这回轮到了我，我考上了大连海运学院，今后将成为一名海员。做一名海员的想法可能是小时候受我一位远房亲戚的影响。他是中波公司的一位老船长，小时候，妈领我到他家玩，他家豪华的摆设让我大开眼界，他还送给我一本德国风光的挂历，上面都是德国的风车照片，鲜花绿草和各种古老的风车组合在一起，非常美丽。我当时想，这是什么地方？德国又在哪儿?现在能够做一名海员了，儿时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我要去德国看看，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我的大学生活十分单调，我们专业都是男生，没有丰富多彩的浪漫生活，唯一的娱乐就晚上到海边去散步，看那潮汐在夕阳下轻轻拍打沙滩，听海鸥在空中翱翔低呜。爱水的习惯沿袭到今天，在上海头房时我选择住在另；州河旁，每天晚上我都在小区的河边散步，心情感觉特别的舒坦。学校实行半军事管制，就连吃饭也是要列队就坐的，饭菜当然是定量的，吃得慢了就吃不到了。所有直到现在，我吃饭的速度都很快，太太为此经常批评我，要我改正这个不良习惯，但我却屡教不改。大学期间，最遗憾的事是一次我们帆船训练来到一个孤岛上，看到一只正在孵蛋的海鸥，我就把它抓起来烤着吃掉了。海鸥是我们海员最好的伙伴，它默默伴随在我们航船的周围，和我们朝夕相处，我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把它杀掉呢？很长—段时间里，我都深深地怀有一种负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