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需要是我唯一志愿
——被“保送”军院前后的片段回忆
梁启余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喜庆日子和迎接母校100周年诞辰的大好时光，回顾高中毕业前后的一段经历，有其特殊的意义。
1959年7月，我从江苏省海门中学高三（乙班）毕业了。这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也是海门解放，母校由东南中学、县立海门中学、私立海门中学三校合并成立的十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十年的中国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朝气蓬勃。但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年轻共和国，依然处在百废待举的局面。国家要强，人民要富，必须从各个领域和战线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其中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当时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视新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妄想把她扼杀在摇篮之中；继朝鲜战争后，美国又把战火烧到了越南；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横冲直撞，他们的飞机、军舰肆意侵犯我领空领海；退缩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梦想夺回已失去的天堂；在中缅（甸）、中老（挝）边界的一部分国民党残匪不断骚扰；国民党特务机构遍布港、澳、台等地区，大肆搜集大陆情报，甚至大搞暗杀、破坏等活动；改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反动集团大搞武装叛乱，妄图搞西藏独立的阴谋被挫败后，又逃到印度，伺机卷土重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强凌弱，幻想驾驭中国的狰狞面目也在进一步暴露。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军队必须像夺取政权那样，紧握手中的枪杆子，履行起对外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对内进一步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防止复辟和为解放台湾，捍卫领土完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职责。要完成此神圣职责，人民军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小米加步枪”，而是要有精良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需要培养军事上的高端人才，而高中毕业生是向高等院校输送人才的基础力量，就海门来说，当时普通高中仅海门中学一家，可见人才之宝贵。
毕业时刻，正是个人思想最活跃、最敏感、最富幻想的时刻，如何选择志愿，选择前途，每个毕业生都将面临祖国挑选的考验，尤其是到国防战线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令我终身难忘的两件事出现了，一是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飞行学员；二是保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这两件事意味着，被选被保送对象都将成为解放军的一名现役军人，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当时在我们毕业生中都有这样一个信念，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是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人，是党和祖国把我培养长大，也是世世代代第一个读完高中的人，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因此党的需要，就是我唯一的志愿。第一关，我义不容辞的报名当飞行员。是年6月6日，全校所有报名招飞确定为预检对象的高中生进行了县级体检，其中13名合格通过，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公布的光荣榜上有我的名字，我于第一时间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父亲，作为老党员老干部（离休）的父亲，一样为我高兴，并提了不少希望，积极鼓励我走上光荣的国防岗位，当我说到母亲可能有些想法时，父亲断然地说：“那是毫无问题的，你三哥不就是按义务兵役制出去服役的吗？……在他的工作下，母亲等全家人都积极支持我，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和欣慰，为了表示我参军的决心，在发榜的次日，我就给党、团支部写了思想汇报，畅谈自己的想法，同时在13名初选“飞行学员”座谈会和班级联欢会上，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7月1日是党的生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党，就是我的母亲，早日跨进党的大门是我久有的愿望，进入高三年级，即在父亲的叮嘱和鼓励下，写了入党报告，并从政治等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创设入党条件，而这次招飞恰恰是一个新的考验。我思绪万千，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中，尽管午睡钟已敲了许久，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兴奋难眠。于是翻起身来，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了第二张入党报告，在报告中，再次表示了“决不辜负党的期望，经受考验，争当一名飞行员，做一个人民空军战士”的坚强决心。申请书交给党支部书记袁思迈后，再次得到了他的鼓励和鞭策。
南通的体格复检终于来了。我们满以为复检只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不可能不会通过，但出入意料的是，我在过了“三关”进入视力检查时，左眼的视力偏偏差了一点，原来县级初检时用的“E”字形普通视力表，而在南通体检时用的是国际标准的“O”字形视力表，大大增强了识别的难度，我十分懊丧地被退出了下面的体检。更奇怪的是我们十三人竟没有一个被复检通过，在失望和遗憾之余，我们在体检现场，联名向南通专区飞行员办公室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书面信，表示“绝不埋怨体检组同志的严格检查，相反，我们要学习他们对国家对同学负责的精神”，“不能当上一名飞行员，就到其它国家需要的地方去，祖国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并保证回校后积极复习功课迎接高考，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
第二件，就是关于我们被“保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习一事。这对我来说是成为事实的事，这正好圆了我保卫祖国、献身国防事业的梦。
那年，解放军总参三部通过中共华北局、华东局发出指令和命令，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省市，以地、市委的名义保送一批政治可靠、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至该部的外语学院学习，培养一批急需的外语人才以及某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差不多与“招飞”同时，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班主任的袁世迈老师告诉我，你被“保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习，同时保送的四个班一共五名学生已基本定了，只待政审。为防万一，不误高考，他嘱咐我仍要抓紧复习迎考，并可乘机多复习复习外语，又说从外院毕业后，将来是做机要工作。当时我学的是俄语，学得较好，常常受任课老师王安民的表扬，但我仍不懈怠，高考成绩果然不错，其它各科成绩也不例外。当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记得袁主任看后建议“你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填自动控制系呢？”自动控制系是一门新兴学科，前景确实看好，但我还是凭兴趣填了建筑系，因我喜欢画画、写写，对制图也特别爱好和擅长，希望通过建筑专业，将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描绘蓝图，添砖加瓦。但袁主任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却永远不会忘怀。
在高考后不久的7月29日，我突然在乡下接到村干部转告的学校通知，说你已被“保送”军事大学，明日到校集中后去南通报到，然后再回家待命。30日上午我赶到母校得知，原来是当日全专区“保送” 学生到南通集中后，直接去学校所在地南京报到开学。不知是什么原因，村干部的话传错了，于是我什么都没带，连洗漱用具，换洗衣物都没有，心里成了乱麻。甲班的黄亦文，乙班的我，丙班的陆茂昌都到了，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因政审不符而未能如愿。当时付校长沈梦令、团委书记泰国祥、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兼乙班班主任袁思迈、团委付书记黄建林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很多鼓励，也提了不少殷切的希望，随后在校门口合影留念、共进午餐，欢送我们，下午就由黄建林付书记护送我们到南通地委，与学院的招生小组大尉教员顾增潞交接，晚上我们住在南通军分区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乘车出发经扬州六合又换乘轮船至镇江，再搭火车直抵南京。
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喜中掺忧，喜的是经党、学校和老师的辛勤培养，完成了高中学业，被送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党给了我极大的温暖。忧的是，我来不及与父母亲告别，与亲友告别，内心感到十分愧疚。我只得把随身唯一带上的一串钥匙托传达员黄师傅转交我在海门工作的父亲，我这样做似乎太没有“人性”，太对不起老人家了，再者，在高考后多么需要休息和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同时与老师、同学见见面、谈谈心、合合影，可是连集体毕业照都来不及照上一张就匆匆离开了。而那年夏天又特别热，马不停蹄地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未免有点苦啊！走的那天，对未来的“机要”工作又不知是什么样儿，只是混混沌沌。也正因为蒙上了这一层神秘“面纱”，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事后也只是种种离奇的猜测，记得走的那天，到老汽车站（现海门报社东侧）送行的同桌朱永怡同学是班上唯一代表，也许是她家在海门镇，消息灵通一点的缘故吧。但这些遗憾终究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当我想到“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时，烦恼和苦涩也就烟消云散了。不日，我立即写信给父母亲，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谅解。
到了部队，第二天我们就换上了崭新的内衣和军装，被子、蚊帐、席子、洗脸盆等一应俱全，好在我们是学员，一切都稍优于义务兵的待遇，每月7元的津贴也够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因此离家时什么都没带的担心也就随此消失。正逢八一建军节，晚上南京军区军乐团给我们慰问演出，第一次看到如此高素质的音乐、歌舞等节目，着实饱了眼福，也使我们的心态放松了不少。
节日一过，我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本部当时在北京，1960年迁到了张家口，后来才迁到洛阳。如今已是全国全军的重点高等院校。想当时，她才办了十年。他的创办，正是为了三部事业发展的需要。除了多国外文专业外，还有机械电子工程、无线电技术、应用数学等专业，当时扬州、南通、福建、天津等地区的“保送”生被安排在研究系的应用数学专业，考虑到毕业后的对口分配及专业的特殊性，我们的办班地点放在南京。开学伊始，政治思想教育、三部的优良传统教育、保密教育均放在首要位置，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时纪律十分严明，明确要求我们“红在三部、专在三部、终在三部”，强调“高门坎政策”，“进也难，出也难”，务必树立全心全意为三部事业奋斗一辈子的思想和决心，坚定地做“无名”英雄。还规定了一整套使常人难于接受的制度，如四年学员期间，不得回家探亲；外出尽量穿便衣并一律请假登记、按时销假，同时实行结伴制度；不准谈恋爱；不许在公共场所主动接触不熟悉的人；在车站、码头等地如有人搭讪要主动回避；节假日不得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去；同学、好友等来队探视，只能在传达室接待，不能领到集体宿舍等场所，并尽量减少与他们的通信等等。所有这些看起来禁锢的事，我们都觉得是学习和工作的需要，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只有积极地去适应它，而不能有丝毫的抵触不满。因此，在1960年我祖母突然去世时，不能回去见上一面，只得遥遥追思写写日记表示悼念之情。有一次，李志康同学到我们驻地探望，我与他只得在传达室拉扯了近一个小时，再绕道机要区进入饭堂就餐，对此我深感不安，但对此他表示理解。1960年困难时期，母校沈梦令付校长到南京来看望我们三人，知道我们不方便，便反约我们到鼓楼饭店边吃边讲，勉励我们，希望我们好好学习，为国防事业多做贡献，照理，应该是我们招待他，可他说：“你们只有7元津贴，由我来负责。”那时肉类等紧缺物资可以卖议价，一盆小小几块的红烧肉就是5元（当时平价猪肉每斤只售7角），他花了20元才点四、五个菜，使我们很过意不去，当时的20元，是何等代价呀，差不多要半个月的工资啊！
1961年5月1日，陈象新校长、刘希简付校长（当时已调苏州高中）在南京党校学习期间，抽空看望我们59届在宁高校学习的全体学生，到南京玄武湖梁洲集中并集体照相，那天我们穿了军装，按规定我们不得穿军装集体照相，我们只得与两位校长打招呼，许多同学以惊奇的目光审视我们，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但为了留个纪念，不辜负校长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就缩小范围，与他俩照了个合照。并通过他们打个招呼，以消除我们是“特殊人物’’之虑。此后，在1963年5月12日，在宁高校学习的59届高三（乙）班同学，在高校毕业，即将离别之时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我穿的是便衣，当时一起来的南京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等院校的李志康、柏善英、李月娥、张建东、陈守龙、黄秉昌、施启周、黄惠祥等8名同学也就不觉为奇了。
我深深感到，服从党的需要，必须多作一些个人牺牲和付出。譬如与父母亲一别就是四年，对个人来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日子，在地方高校读书就不存在这一问题。而事后我得知录取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但为了党的利益，也只能忍痛割爱。记得当时有名福建的同学，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强烈要求离开军校到科大去读书，这在当时显然是不许可的，你有自身选择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党的需要”的尊严，经反复思想工作，他仍执迷不悟，那么给他的出路，只能是离开军队，但“科大”不能去，回家后的职业得自谋。
我们这批学员，在外院毕业后，分配在三部某局工作，在“服从党的需要”的信条下，极大多数同志以“无名英雄”为座右铭，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三十年。但时过境迁，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整个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后，两岸和缓的趋势日益显现，部队原有的某些硬性规定自然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多数可以申请转业了。1982年我也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并得到了组织的批准，结束了23年的军队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参加地方工作，但我依然没有忘记党和人民军队的使命，特别没有忘记祖国的统一大业。只是工作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过去是在隐蔽战线上，时刻准备打仗，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现在是直接交流交往，完成“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因此，我无论在台湾工作部门，还是其它部门，都不忘与台湾同胞交朋友，宣传祖国、宣传海门，也宣传自己的母校，在交流交往、吸引台资、建立台湾同胞奖学基金会、争取“元智科学楼”在母校的落成等方面尽绵薄之力。明年3月19日，海中成立100周年了，海中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和港澳台地区。校友可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信仰，但我们都是同根同祖，百年华诞，不少校友将欢聚一堂，让我们共同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为母校的日益兴旺，而携起手来，共同奋斗。
201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