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心，正常情——教师首先是有“人”的意识，是情感健全的人
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常给人以震撼，《“模范”如是说》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在教育表彰大会上，有“模范教师”介绍“经验”，说自己如何为了“坚守讲台”，而不顾家庭，以致妻子瘫痪，老父含恨而死，无暇关心女儿学习，连自己也延误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据说这就是教师的“无私奉献”，云云。王栋生拍案而起，怒声问道：“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连子女也不爱，连父母都不爱，却说热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学生，这种话，你相信吗？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抛弃了所有的亲人，只是为了能站在讲台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工作牺牲亲情，牺牲亲人，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极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虚伪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应当有正当的人性。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观和教师观，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有人情，要体现人道精神”（《跑，还是别跑》），“不近人情”就“近于野蛮”（《昨天的故事》）。
而以这样的失去“正当人性”的教师为“模范”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坏的是基本的伦常，毁灭的是人性”。王栋生老师质问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连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为六亲不认的人？”
问题是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教育，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古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现代有“只有国没有家，只有领袖没有父母”的“革命加拼命”的教育；而在这个利己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鼓励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模范教师”，就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其实质不过是“对流汗流血的人强调‘奉献’，对淌脓流‘香汗’的人却总能‘按需分配’”（《何不弹铗而歌》），因此那些主持表彰会的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自己是绝不会这么“无私奉献”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警惕那些“伪教育家”（《遍地“教育家”》），要明确地指出，那些新时代的假道学都是不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鲁迅早就说过，“伪士当去”。“去伪士”，包括去伪教育理论，也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栋生老师断然拒绝了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的所谓“奉献”论。这种理论竭力渲染教师工作的“悲壮”性：“似乎这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是人要为之牺牲的一场苦难，是一条殉道者的路。”然而，这是地地道道的伪理论，不仅它的提倡者自己都不准备实行，而且它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至今还津津乐道地宣扬“安贫乐道”论，这是一种驾驭术。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级官僚”，他们“穿着丝绸”，放纵地享乐，“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蚕一样默默地吐着有用的丝”。
不，我们不是“春蚕”和“蜡烛”，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意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人”的权利，绝不为官僚们去做“无私奉献”；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不需要官僚们来“教”我们如何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和意义。“我们不仅是庄严的劳动者，而且是爱的使者，因为有我们的工作，孩子们变成有感情的人，懂得会尊重人的人”（《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么》），“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一个人在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同时享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而已”（《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人”的教育，应该由感情正常、健康、丰富的“人”来承担。
我喜欢，心灵震颤，眼眶湿润——教育的快乐在每天接触到的细节中
王栋生老师教育词典中最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词语是“我喜欢”：“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感恩之心》），“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善良的心是一盏灯》）。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欢听他“讲讲学生的事”，而且“还是美好的故事多”，这样的“美好”总让我们心热眼红，“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感恩之心》，《老师，我的神》）。
刚刚远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栋生老师写的《告诉你几个故事》也“潸然泪下”，特地去信说“能流泪的老师是幸福的”（《致吴非》）。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篇《很小的事情》，还没有收入王栋生老师的文集，是我从2008年2月22日《新民晚报》上小心地剪下来，并珍藏在我的文件夹里的——说“小心”，说“珍藏”，是因为我从这短文里抚摸到了一颗教师的“大心”，并深受感动和触动。
还是先抄录开头的一段文字——
“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在他的脸上。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在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我感动，自然是因为从“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国普通中学生心灵的闪光，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中国年轻一代，以及中国未来，并因此常怀忧虑的知识分子，我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爱的幼芽还在，就如王栋生老师所说，“当今之世，中国有这样的学生，可以证明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有可能的”（《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我真的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我感动，更因为能够发现这样的“很小的事情”，为之感动，并深思其意义的教师，也必有一颗“仁爱之心”。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自觉的努力，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有一颗“仁爱的心”。有了这样的“仁爱的心”，就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去“发现”学生身上爱的萌芽、文明的萌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善良的心是一盏灯》）。这真是一盏“灯”，给中国教育以真实的希望。
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了教育的意义，以至生命的意义。王栋生老师说：“只要能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随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受到感动，更不用说深思其意义了。这也正是王栋生老师最感痛心和寂寞的。他说：“对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教师要有精神追求》）他还叹息说，今天的教师缺少的是“审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实践中反思》），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发现其内心和行为的美，更不用说去培育美了。而不能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美的教师，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师职业之美。
王栋生老师说：“我喜欢孩子”，“看着他们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常常会有一种震撼，我的眼眶会莫名其妙地湿润。”（《第一滴污垢》）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湿润”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情感！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人活着要永远保持一种“黎明的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在我看来，教师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能从学生身上发现新的美，并时时受到心灵的震撼。这样，教师的生命就能永远处于新生的状态，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里，还有中小学教师所特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中小学学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时期”（我经常的说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时节），这也是一个人生命发展中最为纯净、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即使说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们依然是相对单纯的。天天和这样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学教师正可以从中吸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在中小学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师，他们“在长年从教后仍然能保持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对未知领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终对教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并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王栋生把它称作“热爱的禀赋”（《教师要有精神追求》）。
这“热爱的禀赋”，是来自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育学生心灵美的襟怀、眼光和能力、习惯的，这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和禀赋。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职业适合他，他自愿选择当教师，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和禀赋，并在学生心灵美的发现与培育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秘密所在。
大忧虑，大恐惧——当“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成为思维习惯时
王栋生老师不仅有大欢喜，更有大忧虑、大恐惧：“我畏惧，我担心。我们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吗？这孩子纯洁的心灵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一种什么方式，洒上第一滴难以抹去的污垢呢？”（《第一滴污垢》）
就是说，王栋生老师在进一步思考与恪守教师的职责时，不能只局限于校园的细节，而要放眼观察、感受教育的环境和生活的世界。他的大忧虑、大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究竟忧虑、恐惧什么？这又反映了怎样一种思维、观念和精神呢？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把乞丐赶出特区》的标题，愕然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呢？”他说：“一想到我们的学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宣传而学会在人民的疾苦前闭上眼睛，我就感到愤怒。”（《谁“赶走”谁》）
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玩杀人的电子游戏，联想到电视里充斥的带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奋笔疾书：《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可以那样不经思考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虽然不过是在虚拟的场合中，但是从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出发，必须考虑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会让他们变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蛮。”
他听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门小心，外面坏人多。”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从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没有对人世间的爱，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善良。”（《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
他听报告，听到一组吹牛的数字，联想到商家在吹牛，官员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不能。他说：“我之所以特别憎恶吹牛者，是想到当今孩子们思想混乱，他们的许多错误判断正是来自吹牛家的胡说八道。牛皮家吹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搞乱学生的思想。”（《有缘有故论吹牛》）
在谈到学校招生腐败时，他说：“我最怕的是我们的学生过早地知道这些故事。可是现在的学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因此而感慨：“在这类问题上，学校伤害了多少学生？”（《老红军的难处》）
他还为“官员当着教师、学生面前念白字”而感到难堪，觉得这是“糟糕”透顶的事。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更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十分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些事过早地让孩子面对，会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难以摆脱的阴影”（《先生，你怎么说话》）。
他甚至害怕学校的墙上挂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为“如果让学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学无术的嘴脸下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将是多大的伤害啊”！（《如今怎样当校长》）
他说，他经常为社会的各种问题“魂牵梦绕”，弄得“无处藏身”，就是因为“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为人的素质差”，“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沉重的话题》）。
王栋生老师作为一个杂文家，他的这些社会批评文章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自不待说；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批评有一个基本的“教师”的立场和眼光。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最后都归结为教育问题，所有的社会危机，最后都归结为教育危机。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腐败，教育的腐败，其最大危害，其罪恶滔天，不能容忍之处，并且让他忧虑、恐惧之处，就在于它会污染、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这无异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谋杀”。他说——
“教育上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欣闻取消“重点班”》）
“‘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可怕。教育为立国之本，如果根本发生动摇，不但我们毕生的奋斗将变得毫无意义，几代人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如今怎样当校长》）
“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
“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前方是什么》）
“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对许多人，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和教育官员，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但在王栋生这样的自觉的教师这里，却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遇到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将污染学生的心灵，造成教育危机，从而动摇“立国”的根本。
正是这样的将教育危机与民族危机视为一体的思维，构成了他的“大忧虑，大恐惧”的心理意识。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自觉的承担意识。——我们在前文谈到，王栋生老师从发现、欣赏和培育学生心灵美中，享受快乐和感悟人生意义，这是教师职业对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承担。而这里，当王栋生老师面对学生心灵被污染和伤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我们不思考，就没有人去思考”的历史使命感时，就引发了他对教师工作的自觉承担，以及对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扩大了说，是对人类未来的自觉承担。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王栋生老师之所以自愿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产生终身不变的“热爱”，就是出于这样的对自我生命，对教师职业，对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三层承担意识。王栋生老师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并且强调，这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这样，对王栋生这样的老师来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王老师说得好：真正的教师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前方是什么》）
独立，创造与尊严——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
“站直了的人”，这是王栋生老师教师观的一个关键词，他那句名言——“不跪着教书”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教师观。其出发点、着眼点依然是学生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如果教师跪着教书，中华民族也站不起来”。
而“不跪着教书”一语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则是因为击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要害。所谓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人”的工具化与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更是“不把教师当人”，“不拿学生当人”（《官场陋俗进学堂》）。这是当下中小学教育的两大问题，都和人（教师、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的丧失，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缺失有关。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权力的淫威下，许多教师、学生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觉地争当考试机器的“螺丝钉”和官僚体制的奴隶，以致奴才，以求分得一杯羹。因此，“站直了”的一声呐喊，才如此地振聋发聩。
而作为教师自身来说，能否“站直了”、“不跪着教书”，关键又在于教师是否有独立的思想。
于是，就有教师应当是“思想者”的命题的提出，所要恢复的是两个缺失了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教育精神。
一是独立的批判、怀疑的精神。王栋生老师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却非想不可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回答是，“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问题还可以再问下去：如果一个民族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隶，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如何？王栋生说他时有“不寒而栗”之感（《人，不能和野兽一样》）。这类问题追问下去，是无法让有良知的教师心安的。
结论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是为他们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这个任务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不要跪着读》）。
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思想就不独立，不但不做“‘瞒和骗’的掘墓人”，而且还助纣为虐，推行“瞒和骗”的教育，那后果又如何？王栋生老师回答说：“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不要跪着读》）——由盲信、盲从到虚无，这不正是当下中国校园轮番上演的教育悲剧吗？
鲁迅说，中国“早就应该有几个”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当下中国教育也正呼唤着这样的“凶猛的闯将”。
其二，是独立的创造精神。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教师应当是思想者”和“教师应当是创造者”。这两个命题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是思想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创造。王栋生老师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王栋生老师语文教育观的一个核心，特别在作文教学方面更是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这里还要说的，是他自身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教师，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他说：“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又是人们很少问，却又是非问不可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而且是创造性的思想。在这诗意的表达背后，是一种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感。“自尊”是王栋生教育词典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他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他有一篇告诫年轻教师的文章，第一诫就是“要时刻想到，你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诫徒》）。他这样引述哲学家罗素的话：“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并且还说：“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社会才可能进步。”（《〈前方是什么〉自序》）前面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不把教师当作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摧毁教师的自尊心。正是为了反抗这样的权力歧视，王栋生老师把有没有教师的职业尊严，视为教师是否“站直了”的一个标志，他最鄙视的就是某些教师的自轻自贱。他说：“教师没有自尊是最可怕的。一位教师如果到了没有自尊的地步，作为教师他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释放粗鄙》）
他把教师的尊严，称作是“劳动者的尊严”，他说他和“周围的人”都“坚守诚实劳动的信念，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做人，保持人的尊严和善良”，他坚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会价值判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会和那位民工一样，选择流汗。”他坚信，“劳动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同时从劳动中，人获得知识的教养”，“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诚实劳动》）。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王栋生老师把教师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他说，作家的写作和“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做“有益的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里，显然有一种可贵的平等观，由此产生的是教育平等观，这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而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显示的王栋生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王栋生老师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农村当代课教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始）时，正是“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懂得了“同情”、“善良”这样的“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的价值（《善良的心是一盏灯》）。他因此而领悟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着诚实的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渐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祖国的歌》）——也许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才触及到王栋生老师其人、其思想的根和他的尊严感，他的独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爱之心，他对教育，特别是对语文教育所有独到、深刻的思考，都来自我们这里所说的“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知识、文化的血肉联系。他要维护的，正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这同时也是“知识者”、“思想者”的尊严。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要点：王栋生老师对“教养”与“高尚”的强调，这也是他的教育词典里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到方面。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直气壮谈“教养”》。他说：“现今学校教育在过于重视学科成绩的同时，忽略了‘教养’；而‘德育’的形式内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风度’。”他说他“痛心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他们却认识不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寸步难行”。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贵族阶层，但是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在丧失了绅士风度的社会，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饰涂抹而已。”——这都是痛切之言，没有直接说出的是教师的“教养”和“风度”。其实，按王栋生老师的一贯思路，学生的教育关键在教师，对“教养”和“风度”教育的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许多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官员，自身就没有教养与风度。熟悉王栋生老师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人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教养”和“风度”。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贵的气质。因为劳动是高贵的，思想是高贵的，创造更是高贵的。
不可不慎——一切为了学生，一切都关乎下一代成长
这是王栋生老师所讲的教育故事中，最让人感动、深思的一个细节：“某次我们在对一本论文专辑作最后校对时，发现一位学生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抄袭的，如果在平时，我们会抽去这篇文章，同时会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教育。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同，因为此时距高考仅有四五十天，而该生本人也看过这份校样了。如果采取行动，有可能强烈刺激这位学生，使她的事暴露在全年级面前，影响她的高考，从而影响她的未来。但是如果按原计划编发这本专辑，我们将承担编辑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不撤下这篇文章——尽管我们会因此而受到非议，但是一个孩子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人生关口，进入高校学习，能在以后的学习阶段改正缺点，这还是‘合算’的。为了保护一个孩子，教师就作出了牺牲。”（《一切为了学生》）——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教育原则的特殊处理，看起来有点“出格”，但它背后的教育理念，却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学校教育有一个绝对的教育原则：“一切为了学生”，“学生的成长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学校的一切教育行为，都要从“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这一点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教师的天职就是“保护”学生，为他（她）一生的精神成长、生命发展，为他（她）的前途负责，替他（她）着想，即使因此自己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例。王栋生老师有一篇《通过封锁线》的文章，其中说到自己“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可是到了高三，我不能不教他们一些应试技巧，不得不教他们一些俗招，以帮助他们通过‘封锁线’。我看不起高考，但是我的学生要上大学，我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他们获得进大学的门票（这个说法很俗气，但是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说的郑重其事，也未免太没有见识了）”，“因为选拔方式是考试，学生不得不受这样的训练”，“他们要的是‘分’，只要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了，他何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呢？作为教师，何尝希望自己的学生平庸？不得已也！”他最后说：“高中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养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我读了有“惊心动魄”之感：我看到了一个有思想的真正的教师（也就是我说的“合格的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真实而深刻的痛苦。他们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信念和教育体制的现实之间作艰难的选择，最后只能作出一定妥协，选择折中的二元目标。其理由只有一个，即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原则，拿学生的前途冒险。这又是一个“为了学生”的“牺牲”，在“无奈”中依然有“坚守”，坚守教师的基本信条——学生的长远发展就是教师的生命。
这里还有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真实的故事。一位农村教师坚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的实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压力，他依然坚持下来。但到了高三，他却最终停止了实验。他在“最后一堂课”上对学生这样说：“你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一考定终身的国度，你们都是农村的孩子，你们更需要通过考试去圆你们祖辈几代人的大学梦，那还是一种生活的渴望。你们明白吗？我没办法不停止，我不能拿你们的未来去做一种教育实验，我不能！可是，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牺牲了什么！今天，我向你们郑重道歉，请你们原谅我这个朋友真诚的无奈！”这位教师最后说：“但我没有放弃，后来的复习，我也一直在戴着镣铐跳舞，而且想尽量跳得好一点”，“我爱你们，爱你们每一个人。也正因为爱，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将来也不会放弃。所以，将来，无论你们面临什么困境，无论多么的无奈，无论怎样的屈辱与绝望，也不要放弃！”（梁卫星：《未来，我们永不放弃》，载《学习博览》，2008年4期）——这里的“我没办法不停止”的无奈，“郑重”的“道歉”，以及“绝不放弃”的誓言和嘱咐，多让人动情和动心，这就是把“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理念化为生命选择的合格的、也是真正的教师的爱！
和“一切为了学生”相关，还有“一切都关乎下一代成长”的理念。王栋生老师说，“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实际的教育行为”，“学生在校的全部活动，都可能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教师直接和学生接触，事无粗细，都可能是榜样，行政部门在教育管理上的做法，也会成为实际教育内容。因而不可不慎”，“教育事关人格修养，人格尊严往往就在细微处体现出来”，“一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学校里有可能诱发难以想象的后果”。结论是：“在教育问题上，没有小事，一切都关乎下一代的成长。”（《一切为了学生》，《教育无小事》）
王栋生老师有两篇讨论教育上的“小事情”的文章，都让我感动不已。一篇是《小睡有何不好》，有学校在教室后面设置“观察座”，让上课睡觉的学生坐到那里去，王栋生认为“这种做法不尊重学生人格，而且不顾学生的健康”，并提出异议。他自己上课时，发现后面有位学生睡了，小声喊他，他没醒，想到他也许实在是累了，怕他着凉，就请同座帮他盖件衣服。学生醒了，神情内疚，王老师安慰说：“少听几分钟语文课不要紧，万一生了病，损失就大了。”王栋生老师在一次教师学习班上讲了这件事，下面递上条子，质问“你凭什么认为语文课少听几分钟不重要”？一件小事，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看法的背后，是不同的教育观。还有一篇《你小时候是第几名》，反对按成绩给学生排名次，触动我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那些名次在后的学生，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痛苦，教师揣摩过吗？倾听过吗？教师为什么不体验体验呢？”这几个问题是可以、应该问一问每一个教师的：你揣摩、倾听、体验过学生的感情吗？得出的结论，更是严峻得让人猛一听很难接受：“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担当教育重任。”但仔细想想，这里确实有对教育本质的最深刻的体认，是一件“小事”里的“大问题”。
至于这一篇《这些都不是小事》，就更让我羞愧了。“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师，从来没有让学生写过‘日记一则’、‘假期日记’那样的题目。学生虽小，也要给他们灌输权利意识，私人的东西不要随便给别人看”。教师经常对学生说：“你下课到办公室来一下”，“为什么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呢？能不能这样说：‘您愿意下课后到我办公室谈谈吗？’或者‘如果你有时间，放学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事情也许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了。这是对学生的尊重，教师也应当通过这样的语言方式使学生获得教养。”——坦白地说，这些都是我这个有40年教龄的老教师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我为什么意识不到这背后的教育问题呢？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反省吗？据说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王栋生回答说：“学生年纪小”，我们如何对待他，绝非“小题”，必须“大做”，“在这样的年纪，要给他们的心灵多种几粒善良的种子。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们回望童年、少年时代，他们就会对人世间充满感激，并可能把善良和爱传播给更多的人。”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这是教育。”真的，这已经说尽了一切，无须多说了。
我终于懂得了一个合格的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他不仅眼界开阔，身有铁骨，而且心细如发，情柔似水。
凄凉，迷惘，悲悯，困惑——面对教育危机的失职感
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教育故事。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再写信表示感谢，王栋生老师却沉默不言，最后写了封回信，直言自己的内心感受：“当你们为获得高分进入大学而兴奋时，我的内心竟是一片凄凉和迷惘。”为什么？因为学生为了高分失去了自己的脑袋，除了教科书“已经装不下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一切“听老师的话，跟老师走”。“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却不希望你以这样的状态考上大学”，“你并没有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我没能在有限的时日内引导你接受正确的学习理念，使你缺乏发现与创造的意识，以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超越我，我因此感到失职”，“我在悲悯中会有一种困惑：教育究竟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苦恼》）
这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深层次的苦恼与困惑。教育，中学教育，难道就是为了让学生以高分上大学吗？这是评价中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和中学教师的唯一追求吗？中学教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可能是王栋生老师写给另外一个学生的信：“做教师的，总是说喜欢学生（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王老师最爱说‘我喜欢’——作者注），可是我得对你说真话：我不喜欢你。”—— 一个视教育为生命、信仰的教师，要对学生说这样的话，是极困难、极痛苦的。王栋生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在这“不喜欢”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理念、心理和情感呢？
王老师的这封信有一个标题——“我不喜欢你的世故”。“我厌恶的是你身上没有学生气。无知并不可怕，庸俗则无药可救”，“你总是能迎合宣传需要，起草‘决心书’，在年级、在全校发倡议，你成了社会活动家”，“你不懂得尊重别人，你缺乏平等意识”，“只有对你有用的老师，你才会表示敬畏，虽然那也是假的”，“你这么小年纪就知道要当两面派，知道要左右逢源，知道要察言观色，知道要‘巧干’，一个十八岁的人，竟比他的老师世故，这才是可怕的”。在另一篇《如今少年老成精》的文章里，王栋生老师更表示，过去“怕学生高分低能”，“现在最怕看到‘高能人精’”，可怕之处，就在于成年人的“权力病正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幼小的心灵”！更让人恐惧的是，“一个人二十岁就立志滑头，三十而老于世故，四十已大奸似忠，五十而扮正人君子，可作‘关心下一代’状……”那将是怎样的人生和社会？这又是怎样的教育？
《你不该太功利》一文，揭示的也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学生自觉维护应试教育，反对教育改革，“教师在战斗，而学生摇起了白旗”，公开宣言：“坚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百年不动摇。”
《致一个所谓的“另类”》一文，更让人读得心惊肉跳：表面上这是高中生中的“有思想的人”，“经常表现出义愤”，“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别人对社会有着过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则抱着混世态度，认为但凡牵涉自己的事，都可以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