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海门，漾动在内心的，是一种亲切感。
为什么感觉亲切？是因为那浑厚纯朴的乡音。
我的故乡崇明岛，和海门只是半江之隔。崇明话和海门话，基本上是相同的。我出生在上海市区，中学毕业后，曾到崇明岛“插队落户”，在故乡劳动生活，和各种各样人物交往，对乡音有了深切的认识。在中国的方言中，崇明话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既有江南的委婉，也有北地的厚重，那些生动的俚语，蕴藏着民间的智慧。譬如崇明话把聪明说成“狭咋”，把长得好看说成“标致”、“样式”，把可爱说成“喜见人”，把有耐心说成“好心相”，把心灵手巧说成“心功巧”，把长得难看说成“蠢”，把心地刁钻说成“挖掐”……有些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的古音，在崇明话里还能听到。崇明话中很多词语的发音，在中国的语言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很多词汇，用现成汉字无法表达，用汉语拼音也无法标示。我曾经以为，世界上只有崇明岛上的人能说这样的话。记得有一次和村里的农民一起到镇上去赶集，在集市上遇到几个海门人，听他们和崇明本地人说话，竟然分不出谁是崇明人，谁是海门人。一个海门的小伙子告诉我：“海门话和崇明话是一样的，我们说一样的话！”海门小伙子说这话时，语气中有一种自豪，也有一种类似亲戚的亲近感。从此我知道了，海门人和崇明人，说同样的话。
站在崇明岛北岸遥望海门，能看到一线陆地，这就是海门，我觉得，那是我故乡的延伸。
海门在我心里产生亲切感，还因为我钦敬的几个海门人。
海门是长江和东海交汇处新生的土地，历史算不上古老，但在它不长的历史中，却出现过一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
我的中学时代，是上世纪60年代，我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学青年。那时，家境清寒，囊中羞涩，没有钱到新华书店买新书。积攒了一点零钱，就到上海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里淘旧书，常常花一两毛钱，就能买到很好的文学书籍。读初一那年，有一次在上海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西窗集》。这是一本欧美现代作家的作品集，翻译者是卞之琳。这本薄薄的旧书，使我为之迷恋。《西窗集》是诗人卞之琳于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一本书，1936年初版。此书的体例很独特，书中选译了一批西方作家的作品，而且大多是节译而非全文。将一些没有译全的作品集中在一起，似乎是一种残缺的组合。然而读这本书时，却没有残缺和不完整的感觉。书中的作品，大多写于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是文学创作中最初的“现代主义”潮流中的晶莹浪花，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作品曾是欧洲文学界的时髦读物。时髦读物未必能流传于世，很多鼓噪一时的时髦读物很快就被人们忘记。而《西窗集》中的文字，大多已成为世界读者心目中的经典，现在读来依然魅力四射，这不得不使人佩服
另一位让我肃然起敬的海门人，是张謇。
我一直以为张謇是南通人，到了海门，方才知道，张謇也是海门人。在他的故乡常乐镇，已经建立了张謇纪念馆。这位前清状元，中国近代了不起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为近代中国的工业、教育、外交、城市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贤，是海门的骄傲。张謇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一生都在尽心尽力地把自己的理想化为实践。他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和影响，在旧中国闭塞寂寥的土地上拓荒开道。张謇开办的工厂、学校、医院、养老院、育婴堂、残疾人抚养院、流浪者栖留所，在海门，在南通，在长三角一带，星罗棋布。他所创导的事业，很多都是全国首创。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医学院，第一所幼儿园，第一所中国人办的聋哑学校。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想靠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无异于做梦。然而张謇却执著地做着他的美好的梦，并且让人难以置信地将他的部分梦境变成了现实。
在张謇纪念馆里，可以通过很多旧照片窥见这位追梦者曲折坎坷的辉煌人生。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让我心灵受到震撼。1926年8月1日，83岁高龄的张謇冒着酷暑和工程师一起到长江保坍工程工地视察，张謇手持拐杖，站在高高的堤坡上，指挥修堤工人们施工。拍这张照片的23天后，张謇病逝。照片上张謇的人很小，只是大堤上一个小小的人影。但那个小小的人影却在所有参观者的心里放大，放大成一尊让人敬仰、让人感动的历史雕像。
张謇的梦想，在今天的海门，今天的中国，已经真正变成了现实。
（转载自2011.9.13《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赵丽宏）